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方志馆社教活动实践初探——以南京市方志馆为例

<正>方志馆作为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彰显地方志价值、提升方志文化自信、扩大地方志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方志馆不仅仅是存放传统纸质志书的“志书馆”，也是用各种现代化“志”的手段，对一方区域地情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动态记录和综合传播展示的场所。^[1]当下对方志馆的时代定位是地情资料收藏保护中心、地情展览展示中心、地情研究中心、地方文化交流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百年海复镇——张謇创建中国垦牧第一乡

<正>19世纪末，张謇胸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1]3的宏图大略，着手筹办通海垦牧公司。“中国之有垦牧公司，创举也。行于穷海尽处百余年荒漠之滩，高止有天也，下止有海也，须行而自为路，须渡而自为梁，须居而自为庐舍，须垦且牧而自为沟洫町场，无不创也。”^[1]51按计划，辛丑年(1901)“十月正式开工，     

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清代内河漕运与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江都为例

<正>内河漕运是指漕粮通过内陆河流运送至京师的活动。清代的内河漕运沿袭明制，“用屯丁长运”^[1]3565。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1]3566，清代内河漕运由此开始。在内河漕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单一的漕粮运输活动，演变为以漕运为主、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活动(包括地方社会的商业、农业、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清代江都县，地理位置优越，因内河漕运而发展成交通便利、人员密集、物资集聚的繁荣城镇。但随着内河漕运逐渐停滞，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趋于衰落。     

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正>《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正>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金陵茶事育“雨花”

<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南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六朝时期,都城建康由此成为当时的茶文化中心。^[1]有学者认为,从茶产业、茶文化代表人物、标志性茶事、茶文化经典集中之地来衡量,南京堪称东晋、南北朝之“茶都”。^[2]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以茶为赐、以茶为礼、以茶祭祀都源起于六朝的南京;南唐建立了“北苑茶”体系;“茶圣”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试茶亭;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新风尚;     

西北民族博物馆藏“日月光金”钱币解读

<正>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胡汉二体钱——日月光金(图1),该钱为青铜质,黑漆古,圆形方孔,直径24、穿径5、厚2mm,重5.8g。钱币正面为“日月光金”汉字,楷书,右旋读;背面为胡书,12个字母,字口清晰可辨。对“日月光金”钱的研究,学界曾有三种推断：一种以杨鲁安为代表,认为该钱铸于盛唐时期,是吐蕃的贡品钱,胡书是吐蕃文^[1];一种以杨富学、林梅村为代表,认为该钱是回鹘钱,胡书是回鹘文^[2];另一种以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为代表,认为胡书是突厥鲁尼文^[3]。笔者以考古发掘资料、钱币学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比对古代阿拉米字母发展体系,结合馆藏“日月光金”钱币实物进行重新解读。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现的金代大银铤

<正>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代五十两大银挺,迄今为止见诸于媒体报导者有二次：一次为1964年秋,从巴林左旗南部隆昌镇附近征集的金代银铤^[1];一次为1980年10月通霍铁路施工建设中,在科右中旗白音胡硕镇南4公里处发现的3枚五十两银铤^[2]。     

鲁迅先生与先秦货币

<正>关于鲁迅先生与古钱币,学界早有关注[1])。学者研究的材料来源于日记及其钱币手稿^[2]。2012年,《鲁迅泉志稿图释》出版^[3],该书将鲁迅先生的钱币手稿附以图录清楚地展现出来,其后附有《鲁迅钱币日记》,让我们对鲁迅先生收藏古钱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金陵折扇制作技艺历史源流与艺术特色

<正>明清时期，南京和苏州、杭州、荣昌四地是折扇的主要产地，很多文人学者赞曰“南京折扇名天下”^[1]“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2]。清代盛期，南京生产的折扇曾列入常贡，远呈皇宫，这些足见其不俗的品质和地位。如今，苏州檀香扇、杭州王星记扇、四川龚扇、荣昌折扇等制扇技艺相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南京的“金陵折扇制作技艺”作为江苏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仍需加强价值挖掘和保护传承，通过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亮出这一文化名片。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莫忘申江话别时——任伯年与金吉石交游考略

<正>任伯年一生为他人绘肖像画甚多,据统计至少有50张以上,¹“一时刻集而冠以小象者,咸乞其添毫”²“求者踵接,无片刻暇”³,可见,他画过的肖像画数量远多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画过的重要师友如：周闲、任薰、胡公寿、沙馥、张子祥、高邕之、吴鞠潭、陈曼寿、吴昌硕、虚谷等,⁴这些人在当时艺术圈都芳誉遥驰,与任伯年过从甚密。其中,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最多。⁵而有些人物的肖像画少为人注意,如“榴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