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乾嘉学术与西学

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说“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玄鸟、帝、商、汤四名是相通的,“商”是成汤灭夏后建国才有的国号,“商”音由“汤、唐”来,字形由帝(玄乌)来。商族自建国后一直自称“商”,武王克商后,周人才改称“商”为“衣”、“殷”。     

周道始兴秦“豳”说补缀

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首倡周道始兴晋＂邠＂之地说。此说似乎对《左传》、《史记》传统的秦＂豳＂说具有一种颠覆性,但由于钱先生所立论依据有缺憾,故对传统秦＂豳＂说实难撼动。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宅”字的新用法及其流行原因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宅"的新用法层出不穷,"宅男"、"宅女"等已逐渐渐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本文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宅"字的新用法,并从社会时代、语言机制和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对其流行原因进行了分析。     

“拜上帝会”说辨正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致认为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名叫“拜上帝会”,这似乎已成不易之论。但细加考证不难发现,“拜上帝会”说其实并不能成立。     

说“逆袭”

近年流行的“逆袭”一词来源于日语,主要表示反击、还击的意思.其在沉寂百年之后迅速复活并流行,与其自身特有的新颖性、生动性、模糊性、丰富性特点有关,也与当今社会不断觉醒的平民意识和发达的网络媒体密切相关.     

朱光潜“诗境”说述评

“诗境”说是《诗经》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朱光潜诗学理论的精髓之一。它虽未直接讨论诗的本质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朱光潜诗的本质观的核心部分。朱光潜的“诗境”说直接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说的启示。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境界”说。朱光潜对王氏评价及高,认为《人间词话》是近代学批评“最精到”的作,甚至到晚年他还满怀感激地说：“王国维写过一本小书《人间词话》,我从中受到很多启     

漫话“宁中”、“联中”和“湾中”

“宁中”、“联中”和“湾中”是一所中学的发展历程,它创立于1923年,校史悠久。现据我所知漫话如下。     

时装“新”评论

时装评论,在今天是一个很热门的行业。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并没有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对时装评论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将从时装评论的传播形式——图片,及受众与时装评论的关系方面进行探讨。对当下最流行的传播方式——Instagram进行研究,得出时装评论的新传播方式和受众对时装评论的影响。     

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家。他的“史意”说对当下文化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一,文化史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应当走“圆而神”而非“方以智”的发展之路;其二,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方面,文化史研究特别要求“独断于一心”,不拘一格、法无定法;其三,文化史研究并非在对象范围上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畛域分明,因此,其撰述必然在内容上与上述诸专史有所重叠,甚至重复。但这样的重叠、重复,恰恰是体现文化史家“史意”的精彩之处;其四,文化史研究要避免“馆局纂修”的弊端,提倡“独断”之学,提倡个性化研究。     

儒学“诚”说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诚”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许多儒学的心目中甚至是一个核心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文化与契约文化经济。把儒学的“诚”说发扬光大,重塑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建设而言是具有经济效益的。     

“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段关于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其中提到了关于世界诸王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许多问题。这类记载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还有许多,大都是以伊拉克王为中心,包括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在内的"五王说",它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念。在古代印度、中亚及中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四天子说"。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在印度,它认为世界是由人主、马主、宝主和象主四位天子所统治,分别对应着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和印度,而印度则是世界的中心,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佛教的世界地理观。在中亚地区和中国也流行着类似的说法,大都是受其影响。从阿拉伯的"五王说"与印度的"四天子说"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诸王朝与古代印度在有关世界认知观念中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流动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中“新”字的含义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直接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但是人们至今仍在激烈争论这场运动的是是非非。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影响和意义之深远。我们探究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对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浅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意义,通过其历史背景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字突出分析并进行阐述。     

从“四有”新人到“四个新一代”

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关系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兴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文章分析了邓小平同志的"四有"新人思想与胡锦涛同志的"四个新一代"思想,并就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探讨。     

浅析唐兰“三书说”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在批判“六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理论“三书说”。“三书说”的提出是对传统权威的首次挑战,为我国研究汉字的构造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中国文字学的发展。然而,“三书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当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三书”的价值及局限性。     

“中医”的“中”字不是“中国”之义

姚广孝这样一位僧人政治家,不可能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而他之所以和朱棣相处得很融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就越要低调;越成功,就越要收敛。往往升得越高,也会跌得越惨。     

关于中西发展观的契合之处——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学说与中国“五行说”的共性研究

西方赫拉克利特关于的“逻各斯”的发展观与中国的五行说虽然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是不一致的,但就论述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它们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一致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万事万物在各种对立统一中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