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土改

从1946年到1953年春季,我亲历了毛泽东领导的全国三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共历时七、八年。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民族矛盾降为了次要矛盾,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坚持独裁专政发动内战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任务。从1946年“五四指示”开始,在老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土改。1947年9月,进一步实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土改复查,这是第二次或第二阶段土改。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三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三)地区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部完成,…     

琐议“父母官”

古时将州、县的地方官叫作“父母官”,此称谓世传始于宋代,但“父母官”这个词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召信臣在南阳任太守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巳视民如子。因此南阳老百姓尊称召信臣为“召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日：‘召父’。”《汉书媚吏传》）。到了东汉,有个名叫杜诗的,也在南阳出任太守。杜诗对南阳同样施行过不少的“惠政”,亦备受老百姓的拥戴。所以杜诗被南阳的老百姓尊称为“杜母”。召信臣和杜诗都先后职居南阳太守,为民兴利,名昭南阳,广被时人所称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

著名学者曾彦修同志的《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在本刊第7期发表后。李维民同志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成文。对曾文提出意见。并将文章直接送给曾彦修同志。曾彦修同志阅后恳切地作了检讨。本刊将李维民同志文章和曾彦修同志检讨一并刊出。这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勇于纠错的胸怀。这种精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不仅及时纠正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南阳市地方史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很高兴来到南阳市,参加今天这样一个座谈会。来到南阳使我能够亲身了解我们南阳市的地方志工作,学习南阳市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也能让我亲身领略南阳市深厚的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人景观与自然景观,所以,我来南阳是很高兴的。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借这个机会,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小组办公室,向辛勤工作在史志工作第一线的南阳市的广大地方史志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祝贺!同时,借这个机会向一贯关心、支持地方志工作的在座的南阳市各位党政领导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邓小平与新解放区急性土改的停止

1948年上半年,针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偏向,中共中央决定在新区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在这一决策的出台过程中,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风雪上坪

1950年12月,隆冬季节。一天早晨．我在土改工作队队部(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龙川分团)接受了一个任务：分配到龙川县北部与江西接壤的上坪乡工作。行前,土改工作队长王国祥(增城县副县长)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上坪乡是龙川县的最北边缘山区．毗邻江西,情况复杂,有土匪常活动于龙川与江西边境之间,那里是全县最后一批的土改地区．目前开展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最初受我强敌弱和老区经验影响,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后来敌强我弱,对形势估量不够和其他主观错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造成"急性土改",给干部群众造成很大损失。认识到错误后,在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下又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政策。最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实施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充满着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展示着毛泽东的从谏善断、邓小平的求实思考。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非常典型,为全国其他新区的土改提供了重要借鉴。     

我抓到了“黑军”司令官

1951年8月上旬,我参加了湖北省"土改工作队"二队(隶属中共湖北省委土地改革委员会),到鄂城县(今属鄂州市)开展"土改"。"土改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等。我们既是"剿匪"和"土改"工作队,还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第十三法庭。     

我在增城五十年（中篇）

四、五年教育行政工作：1953年3月,增城的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全县八百多名土改工作队员重新分配到县、区、乡的机关、企业工作,我分配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任主办科员。     

回忆周炳琳老师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图片记忆：南阳的两次文物普查

1958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大跃进”年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两利方针,进一步作好文物保护工作,我被派到南阳,负责丹江水库淹没区的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有关问题调查研究

1950年秋,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率领省土改工作队赴茶陵县二区庙市乡搞土改试点,区委书记梁彪带领一批区干部参加试点工作,我是工作队的资料员,参与了省土改工作队一些重要活动。谭余保是茶陵人,为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庙市乡为老苏区,是他熟悉的地方。     

忆土改

大约是解放后的第二年——1951年秋天,11岁的我下午放学回家,发现隔壁家的墙上（村里少有的石灰墙）写了“农民一条心,黄土变成金”10个大字,村子另一头的一面墙上也写有“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这些字。后来才知道这叫土改标语,是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标志——原来余湾要土改了。     

重回马庄

亲眼目睹了狄村60年的巨变后,乘兴东行20里,去看马庄。1949年冬,我参加的当时太原市五区狄村行政村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区委总结推广了狄村的经验,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又被分配到马庄土改工作组,进驻马庄行政村。     

我所走过的70年记者作家路

正1950年6月4日,是我17岁生日,那天,我从崇明中学考取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通过党校2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学习,考试合格结业,我被分配去江苏启东县委工作队。因我从小喜爱作文,于土改工作之余,夜晚在煤油灯下写了几则农村生活的短稿,寄给县委办的《启东通讯》小报,稿件被刊用了。当时县     

一招四式破解南阳

去南阳之前,我读到了一篇毛泽东同志的新闻作品,《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写于1948年11月5日。1948年是中国共产党喜事接连而至的一年,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相继打响,旋即又以辉煌战果结束。在这样一个大丰收的年份,南阳的解放,能激起掌千万兵、怀千古事的毛泽东挥笔成篇,足见南阳在他老人家心目中的重要了,该文也成为了新闻消息的经典之作。南阳西扼秦巴、南图荆楚,是西南诸省沟通中原、华北的咽喉要冲。我查看了火车站的列车时刻表,发现重庆、成都、宜昌、怀化、襄樊等西南大中城市均假道南阳进京赴沪。南阳是个马蹄形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我经历的金积县“土地改革”运动

宁夏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盐池县和宁朔县（今青铜峡市）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第二期是在总结上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秋天至1952年4月中旬在全省除磴口县外的2市10县全面开展土改运动,我有幸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