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蜀石经

孟蜀(934——965年)石经,因刻于广政年中,又称“广政石经”。始刻于孟昶广政初年,由蜀相母昭裔主持。广政七年(944年)刻成《孝经》、《论语》、《尔雅》,由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丹。广政十四年(951年)又刻成《毛诗》、《礼记》、《仪礼》,由秘书郎张绍文书丹。《周易》,由国子博士孙逢吉书丹。《尚书》,由校书郎周德贞(《十国春秋》贞作“政”)书丹。《周礼》,由校书郎孙朋吉书丹。又《左传》前十七卷,未著书写人     

《文史博览》2010年第12期“读者评刊”问卷

我是“中国银行”的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冒昧地为赵炜《我两次打开周总理的保险柜》文章中的笔误予以纠正：文章中将“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为“中行”,这是笔误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简称应为“人行”,而“中国银行”的简称才是“中行”。顺便多说一句：除了“人行”和“中行”之外,     

一字值多少?

清朝嘉庆年间有个状元叫龙汝言.他在校对《高宗实录》的时候,由于一时疏忽,对实录中将高宗“纯”皇帝写为“绝”皇帝的笔误未能发现,固而失校,结果被革职,“永不叙用”.乌鲁木齐挂面厂花了16万元人民币在日本印刷了一批挂面包装袋,由于一点之差,把“乌鲁木齐”印成了“鸟鲁木齐”,使这批包装袋全部报废.     

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因为“《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可惜,以往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以为《通鉴》成书较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部分,下距宋代已数百年,不能起史料书的作用,主要拿它当“通史”读。实际上,《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史料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一) 《四库全书总目》说《资治通鉴》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之“绝     

"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

《华夷变态》一书载有郑成功1658年写给日本德川幕府的一封信,该信的送达者书中没有提及但近来有的学者提出送达者为桂梧、如昔两个僧人,这是误解。发生这个误解的原因,在于《华夷变态》原文中把信中应为“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一句话误印为“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因字形相近而将“悟”字误为“梧”字,又误加了一个顿点),而这位学者未加辨别。桂悟是明武宗正德年间日本派往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遣明使,全名为了庵桂悟,所谓“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其意乃谓“岂敢企盼着如同僧桂悟那样的遣明使像过去那样再次来到(明朝)”,表达了郑成功迫切希望与日通好的心情。     

《鲜于府君墓志铭》与鲜于枢生年

上海图书馆藏元代周砥撰文、赵孟书丹、盛彪作后记的《鲜于府君墓志铭》（图一、二,以下简称《墓铭》）①未见发表。它对确认元代大书法家、著名文学家鲜于枢的祖籍和生年具有重要价值。以下仅就《墓铭》的撰书年代及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一“鲜于府君”即鲜于枢的父亲,...     

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未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     

唐杨执一神道碑考释

本文着重论述了新出杨执一神道碑碑文与《全唐文》录文的相异之处,介绍了杨执一在武周末年至开元初期这一历史时期对唐王朝的重要贡献,以及碑文的撰书者与书丹者的相关情况,阐述了该碑出土的重要意义。     

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明代出现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究其缘由,中外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竹书纪年》的版本、源流、真伪、价值等问题,其中,《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百年来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较之明清学者有较大的进步。所以,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析成绩与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日本的"妖怪学"

“妖怪学”在日本是一门正正经经的大学问。井上园了的《妖怪学全集》,厚厚的六大卷,每卷七百多至八百多页,其中不少是他在日本一些名牌大学授课的讲义;还有小松和彦编的《日本妖怪学大全》,收录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一批著名学者研究妖怪的论文,还共同拟定了一个题目：“日本妖怪文化的建立和变迁的跨学科研究”。     

是谁研究"肯定"金上京城的

《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内有一篇马名超先生翻译的日本著名学者和田清写的《日本学术界对满蒙史的研究概述》一文①,我们读过之后颇有感概、疑虑和不平!因为和田清先生似乎对我国学者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在有的方面确有贪功之嫌。特别在他们说的“北满两大古都”即     

正视侵华历史，寻求中日共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综述

7月8、9两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主办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围绕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专著《战争罪责》(广西师范大学出     

《续资治通鉴》撰修刊刻考略

一、问题的提出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中国编年通史体例臻于成熟。此后,摹仿续书者代不乏人。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体例几依《通鉴》。明代,有陈桱的《通鉴续编》,薛应旗、王宗沐各自撰述的《宋元资治通鉴》,“但陈书义例全袭《通鉴纲目》,内容也疏舛过其;王书年月差错,事迹脱落;薛书     

国外史学研究动态

由日本学者古屋哲夫编著,吉川弘文馆出版的《日中战争史研究》一书,是一本日本学者关于1931—1945年中日战争史研究论文丛集。本书编者以确认日本是侵略战争发动者的立场,搜集了六篇由井上靖、古屋哲夫等人撰写的文章,从战前中日两国外交活动、战时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群众动员”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     

《野客丛书》杂考

《野客丛书》是宋人王(木矛木)撰著的一部读书笔记.其书三十卷,内容博洽,所谓“经史百氏,下至骚人墨客,遗草佚文,细大不捐”.作者考证各类典籍文献之记载异同,辨别真伪,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四库馆臣誉为:“位置于《梦溪笔谈》、《缃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虽引证亦有过于琐细之处,而且间有舛差,终瑕不掩瑜,不失为宋人笔记之中颇具影响的一部著作.但是,长期以来,关于《野客丛书》的作者、流传.版本等情况,前人著录极为简略,故存疑不少.今试作者述四则,以就正大家.     

唐韦渠牟墓志释证

本文对新出土的《唐韦渠牟墓志》进行考释。辨析了墓志原文与《全唐文》之韦渠牟墓志文之异同,可证《全唐文》之误。以墓志原文为基础,参详两唐书本传,对志主的入仕前后的经历进行了考订,并简要介绍墓志的撰文者和书丹者。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宮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在这两部著作里,作者希望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上清帝第五书》),用按语的形式提供各种变法维新的建议。对于《日本变政考》,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一本最为重要的指导     

一件反映清初广州府教育制度的重要文物——读《重修广州府学碑记》

《重修广州府学碑记》现存广州博物馆。碑通高157厘米,横103厘米,厚11——15厘米,青石质。碑的正面左右两边线刻云彩纹饰,精美细致。碑顶成拱园形,高16厘米,上有篆体额文“广府黎侯重修文庙碑记”等十个字,为曾道唯所篆。其人在(康熙)《南海县志》卷12和(光绪)《广州府志》卷117中有传,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声誉的地方官员。碑底正中有一高26厘米,宽40厘米,厚7——12厘米见方的插榫。碑内题一行,撰文者,篆额者和书丹者各一行,正文17行,碑末为题名。正书。现存地方史     

王拱璧与《东游挥汗录》

“五四”时期的石印出版物《东游挥汗录》,早在1959年就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被作为反映“五四”爱国运动在国外情况的重要著作辑入《近代史资料》。此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60年初版)也多处摘引,以为信史。     

黄遵宪与《艺苑日涉》——《日本国志》源流考

在繁若群星的日本研究著作中,黄遵宪于光绪十三年(1887)完成的《日本国志》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部之一。时至百年后的今天,它依然为学者津津乐道,其研究成果呈汗牛充栋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