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英缔结新约的国际背景

１９４３年中英新约的签订,虽然没有使中国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但它是中国打破百年来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转折。本文主要考察了中英新约签订的国际背景,指出新约的签订主要是二战期间英、美两个西方大国远东和全球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英、美推行其远东和全球战略的政治工具;但另一方面,新约的签订,与日本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斗争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有内在的关系     

1942年英国访华团访华述论

1942年英国派遣议会访华团访华,这在英国议会史上还是首举。这一举动是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战局以及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促成的。访华团的成员由英国上下两院的议员组成,访华期间拜访和接见了在中国的各界要人,参观了学校、工厂、合作社、新闻传播出版界、医院、卫生院、保育院、军政机构、前线防地、水利工程、煤矿、画展、体育比赛,出席了各种茶会和欢迎宴,游览了名胜,进行了讲演等等。1942年的英国议会访华团访华促进了中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缓和了中英矛盾,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反法西斯斗志,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国的关系,对中英两国的团结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吴景平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①（以下采用沿袭多年的简称中美平等新约）。这是近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文件。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美平等新约的背景、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已有...     

设立香港终审法院的中英谈判

从伦敦枢密院到香港终审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是中国在“一国两制”国策下对香港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安排,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     

中英全面建交谈判始末

正从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22年。两国谈判的重点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要求英国在联合国投票时赞成恢复中国代表权,不再与台湾当局有任何外交来往。9月,英国投了赞成票,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因为一些国家阻挠而未能实现。     

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历来是中国领土。19世纪,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先后割占了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租借新界99年。上述割让及租借本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国有充分权利予以收回。由于英国长期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拒不归还,香港问题遂成为中英之间的一桩历史悬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代表曾在     

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

在香港回归历史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并坚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亲自领导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仅为香港胜利回归祖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用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成功范例。     

1950年中苏缔结新约内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新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代替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自此,所有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废除了。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二)

折冲樽俎任首席 1983年10月14日,柯利达返回北京,带来了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表示"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设立终审法院谈判

<正>1994年3月11日,我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是专门处理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具体事宜的临时性外交机构,下设不同的专家小组。自上任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我担任过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包括军事用地、防务与治安交接、财政预算案编制、政府资产移交、终审法院筹建、公积金制度设立等议题,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一)

1983年1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在这期间,由于分管外交部西欧司和港澳事务办公室,我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在幕后,后来走到前台,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十分曲折复杂,中方的谈判工作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历史回顾

<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是香港回归祖国征途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也是党的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再次回顾这场一波三折的艰苦谈判,重温中国共产党实现祖国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当前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香港问题,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绍仪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1874年(同治十三年)官费留学美国,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回国后,曾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900年升任天津海关道,以后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今辽宁)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务总理。他一生经历丰富,在1904年他以全权大臣身份两次与英国代表交涉西藏问题,展示了晚清新型知识分子的外交才干,使英国确承我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是颇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

1942年前后,国统区金融面临着新困境。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转机和美国5亿美元贷款带来的信心,交织催生了应对金融困境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国民政府出台了四行专业化决策,以统一发钞权为关键举措,明确各国有银行的专业范围,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意图应对金融困境。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调整是成功的,然而囿于战局发展、金融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监督制度不足和5亿美援错失良机等,解决困境的实际成效不如预期。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借助四行专业化掌控四行,实现统制金融与军事、政治的紧密结合,透视出近代金融与政治、军事力量在实际利益层面的复杂关联。     

1942年延安参观日记

本文为刘菊初老先生遗作。 刘菊初(1879-1954),名安芳,字馨圃,号菊初,山西柳林县高村人(今高红村)。毕业于山西优级师范学堂,先后任离石、柳林高级小学校长,曾在平遥乙种实业学校、兴县中学任教,晚年任贺昌中学首任校长。 刘老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学有素养,教育有方,德高望重,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贺昌、牛荫冠、刘墉如、冯静川等皆出于老先生门下。 “七七”事变,日军侵入,刘老先生激于民族义愤,虽年逾花甲,仍毅然抛弃家园,于1940年投奔晋西北边区政府,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于1942年担任了晋西北临参会参议员、晋西北行署行政委员、四专署教育科科长等职。同年参加了延安参观团,受到了毛主席及中央领导的接见。 抗战胜利后,历任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晋绥边区委员、离石县议会副议长等职。建国后,曾任离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筹备委员、离石县政府委员等职。刘老先生为人正派,克己奉公,建言参事,尽忠守职,屡得政府明令嘉许。 本文为刘菊初老先生当年参观延安时写的日记,对延安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及较强的可读性,特首刊于此,以飨读者。 本文由刘菊初老先生之子、原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刘静山先生提供。     

1942年刘少奇延安之行

1942年3月,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的刘少奇,奉毛泽东数次电召,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返回延安,行期达9个月,被称为"小长征"。途中刘少奇在鲁冀晋等地驻足指导工作期间,毛泽东十数次询问其行踪,并亲自指示沿途护送。回到延安后不久,刘少奇即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详情请看《1942年刘少奇延安之行》一文。     

19世纪英国集体谈判制兴起原因述论

集体谈判是近代英国兴起的一种劳资争议化解机制,调解、仲裁成为当时集体谈判的原初形式。集体谈判制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兴起,主要因素有:新模式工会的迅速兴起及其推行尽量避免罢工、倡导劳资合作的斗争策略,为集体谈判制兴起提供了重要前提;雇主组织兴起后,其对工会地位的认可以及对仲裁、调解的认同,成为集体谈判制兴起的决定性因素。此外,19世纪后半叶经济繁荣带来的收入增长为劳资转向合作、实现利益共享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稳定的关注以及对于和平化解争议的期望,为集体谈判制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总之,集体谈判制是19世纪中后叶英国经济社会繁荣背景下劳资双方斗争策略转变的必然结果,它促成了近代英国劳资关系从对抗向合作的转变。     

1942年重庆军事会议探析

1942年12月下旬,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和协调反法西斯战线的远东战略,加强中美英之间的军事合作,由蒋介石和罗斯福共同发起,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国际军事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