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僚法律心理的演变与传统礼法制度的消亡

清末礼法制度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官员在推行礼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态势,即：对宣传推行礼法的厌倦敷衍、对触犯尊卑律例案犯的宽容和对纲常礼教的逆反,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以家族主义和等级伦理为核心的礼法规范功能在清末的削弱情况,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清末礼法消亡的必然趋势。     

刍议当前环境下“软政权化”的表现以及道德与法律的社会表现

“软政权化”在所有不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导致腐败和分利集团化,在民众存在着”腐败民俗学”。必须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人治到法治、私德到公德的转型。     

论朱元璋的礼法兼治

中国悠久的古代治国实践证明礼法兼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治国方针,礼治与法治是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关于朱元璋的礼法之治,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他严厉刑罚、重典治吏,而忽视了他发展礼治,重视教化,尤其重视文官集团在统治集团中作用的一面。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将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

本文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西晋前期朝中激烈“党争”产生的历史原因。司马氏上层统治集团因文化背景、历史联系的不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两大派。晋武帝司马炎则利用两派矛盾,扶弱抑强,使之互相抵消,以防出现专权重臣,重蹈汉魏王朝“禅让”覆辙。在司马炎政治平衡方针影响下,新礼法派与名士派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而玄学名士派随士族社会的成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     

《歧路灯》的家族传承危机与礼法重建期待

清中叶李绿园的家族小说《歧路灯》借谭氏家族命运反映了传统的家族文化与礼法之间深刻复杂的关系,寄寓了父辈对于家族传承危机的忧思,并且形象展现了家风恢复、礼法重建对家族传承的疗救意义。小说尤其突出家谱、家法祖训、祠堂主礼石、修坟祭祖等实物及仪式,以强烈的象征意义表达着礼法在家庭、家族中的重要地位。     

牌坊与徽州文化

牌坊与民居、祠堂并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作为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产物,牌坊不但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代表,更直观体现了社会伦理文化.明清时期徽州建造了大量的牌坊,这是经济因素、乡土礼法和宗法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清代徽州才女研究

清代徽州涌现众多才女,处于社会上层的她们饱学闲适,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也比一般妇女受封建礼法束缚更深。徽州能产生众多才女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定位与主要途径

坚持科学发展观,依法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时代主题。建设法治政府意味着我国政府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这标志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治政府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社会和谐。     

“《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6月14～15日,“《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研究》编委会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从神判到人判——漫谈獬豸与法

本文援引大量历史文献 ,论述了我国法律从神判到人判 ,即法的产生、演变的历史。尤其通过对漫长的阶级社会及其儒家人治观念的批判 ,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律的弊端与虚伪性     

明代吏员和吏治

明朝是典型的大地主、大贵族专政的封建国家。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以皇帝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是这一社会的主要支架。吏员是介乎于官僚与民众之间,代表各级政府行使临民治事职能的特殊阶层,是官僚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当代意蕴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中国走向法治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今这个发展多极化,社会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我们仍然要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私家庄园中所蕴含的宗族文化

本章主要研究私家庄园背后的大家族的宗族文化,在古代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下,每个大家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家族文化和礼法制度,这些不同的家族之间的不同文化和不同的家族制度,这些家族文化和家规等,对我们现在社会也是很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也正好对应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寻根文化,注重家风家训,倡导传统文化的传承。     

媒人现象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

媒人是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民俗现象,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媒人随一夫一妻制的聘娶婚的出现而出现,在防止男女乱性、保障婚姻安全、完善规范礼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媒人不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人的社会作用将更加彰显。     

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

现存数以十万计的徽州文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妇女的户口登记、婚姻家庭、财产买卖、家产分割、司法诉讼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实证性的资料与其它史料相结合 ,可以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探讨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依靠大量土地买卖文书分析明清时代徽州妇女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时社会的礼法观念与民间实际生活的结合程度与方式     

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郝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者形威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浅议西周春秋女性的离婚与再嫁

婚姻生活被视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离婚与再嫁作为婚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真实的反映社会礼法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要求。西周降及春秋时期,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重大改变。本文试从女性的离婚与再嫁两个角度管窥当时礼乐制度内在沿革,研究礼乐制度对两性关系的规范和男女性别角色的定位,进而思考婚姻关系稳定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不仅成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内容,而且被载入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这表明了党和政府欲与人治彻底决裂的决心。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心须调整法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政府不能再继续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相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必须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惟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人治的窠．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依法治权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只有依法治权,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在专制社会里,政府及其官员一向处…     

明太祖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

研究明代戏曲史的人们常常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所困惑:为什么洪武朝剧坛有着严重的宣传道德之倾向?本文拟就明太祖的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略作叙述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明太祖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15页)从而形成了“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的治国思想。即是说,明太祖治理天下的基本方略就是礼法并重,相辅相成,一方面施之以礼、德、仁与教化,为臣民确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引导、劝谕、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