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轩李公考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史料来源之一为韦轩李公撰《文集序》,而“韦轩李公”究为何人,尚不见有人探究。熊梦祥着《析津志》（已散佚,今有辑佚）及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顺天府志》（残本）,均有“幸轩李盘”的记载。作者以为“韦”与“幸”字形相近,“幸轩”极有可能是“韦轩”之误,“韦轩李公”很可能就是李盘。本文对此作了分析,并对李盘相关史事作了考察。     

《(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大事记略编写初探

在首轮新方志编写中,出现了大事记的“双轨”写法,即既编写编年体的大事记,又编写纪事本末体的大事记略.如山西的《晋城市志》、《阳城县志》,贵州的《赤水县志》、《剑河县志》,黑龙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等.在二轮修志中,也有采取此种写法的,如安徽的《沮佳溪县志》,河南的《商丘地区志》等.我们在编写《尚志市志》时,借鉴了他们的编写经验,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认识,兹作赘录.     

论刘大鹏的修志实践

刘大鹏是清末民初山西著名的乡绅和学者。2014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朗诵了刘大鹏所作楹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刘大鹏曾编修《晋祠志》《晋水志》《汾水河渠志》《柳子峪志》《明仙峪记》等志书,尤其是《晋祠志》,其修志理念和实践对现在编修专业志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民国《厦门市志稿》评析

民国《厦门市志稿》填补了清道光十九年(1893年)之后厦门地方志的空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志稿存在着严重不足。如果对这些不足缺乏足够的认识,势必贻误读者,贻误后人。为此,有必要就民国《厦门市志稿》作一番评析。     

高熊徵《安南志》版本之审定

清人高熊徵纂辑的《安南志》(又名《安南志纪要》),系采用万历《广西通志》或康熙《广西通志》中的《安南志》等有关文献纂辑而成,全书共一册,不分卷,内容完全,并非近年学者提出的“残本”,亦非缺失数万字的“旧志正文”。今传越南《安南志原·总要》之后的三卷内容,与刻本《安南志》无关,其归属如张秀民先生旧文所考。     

西漢末年的“皇天上帝泰一”

<正>《漢書·郊祀志》載王莽於平帝元始五年(5)定立"元始儀",確立南郊郊祀制度。"元始儀"祭天、地於長安南北郊,並據《周禮》"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之語,於長安四郊分立五畤。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郊祀志下》載王莽上疏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漢書》卷二五下,     

《崇文總目》總集類校考

<正>北宋王堯臣等所編《崇文緦目》是宋代一部重要的館閣書目,其原本六十六卷,後於紹興年間删去叙録,注"闕"字於其下,成爲一部搜訪書目。《崇文總目》現存有抄本與輯本兩種系統,輯本復從抄本而來。抄本有天一閣藏明抄本(善2084。以下簡稱"天一閣本")、湖南圖書館藏翁方綱批校本(善294.2/2)、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120709)與兩種清抄本(110421、118274)等,均爲六十六卷本,有目無釋;輯本則有四庫館臣輯本十二卷(以下簡稱"四庫輯本")與錢垣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以下簡稱"錢輯本"),民國時陳漢章復作有《崇文總目     

续志断想--再读《会稽二志》

1993年笔曾写过《修与续》一篇小,乃是学习《嘉泰会稽志》(以下简称《前志》)和《宝庆会稽续志》(以下简称《续志》)的心得。不意日月荏苒,真的到了续修志书之时,重读《会稽二志》,颇有感触,备述于此。     

历史文化名城如何修志——以《敦煌志》为例

《敦煌志》创造发展了坊志的一种新的类型——历史文化名城志。学者修志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新版《敦煌志》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聘请李正宇等著名敦煌学家担任顾问,指导修志工作。李正宇先生大大增加古代敦煌记述内容,凸现敦煌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具体对待“详今略古”原则等修志思想在编纂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落实。陈国灿、郑炳林和李并成等先生也指导了该志的编修工作,对其中的古代部分纠谬补阙,从而增加了志稿的学术份量,提高了志稿内容的科学性,使该志成为继1994年版《敦煌市志》之后新编方志中的又“一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