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

以《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为代表的民间文书详细记录了明清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过程。婺源乡村行政组织以"图"为顶点,将图甲(里甲)与保甲、乡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多种空间组合形式。"甲"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类组织的本质是差役,民间社会在组合过程中形成了注重负担公平分配的运作机制。     

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宝坻政书》为中心

县是中国古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具体到明代,州县对上承接朝廷、省、府,对下连接乡里、保甲等基层社会,是中央布政于地方的重要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县域治理的好坏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深入分析《宝坻政书》这部明代县域治理的重要文献,阐释袁黄在宝坻的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县域治理的认识,而且能够为现代的县域治理提供借鉴。     

廖磊主皖与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

抗战前期,新桂系将领廖磊主政安徽。针对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存在的弊端,为适应战时环境需要和巩固新桂系统治,廖磊加强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通过优化组织设置、集中统一事权、整编乡镇保甲、加强干部训练、惩治贪污土劣等措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控制,强化了抗战动员能力,巩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武昌起义中的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组织

清末夏口厅（即现在的汉口市区）的行政区划,除租界外,分为四坊（后改为段）,分别冠以居仁、由义、循礼、大智等名称。每坊有清政府设置的保甲局．每局设文武委员各一名,管理治安工作,如清查户口、处置偷窃案件、查禁烟赌娼等．实际是一个向人民榨取财物的机构。这个保甲局对防火事务不予过问。在汉口还没有自来水以前,防火工作由各善堂（社会慈善团体）组织救火龙（手摇的）负责,依靠群众挑水协助扑灭火灾。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农民对保甲制度的心态主要表现为疑惧、变通、敷衍和紧张。为此,江苏省政府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一是通过政府机关、教育团体和士绅等向农民宣传办理保甲是为了"团结好人,清除坏人";二是推动县长下乡督导保甲的编查;三是通过多种场合关注和优待年长乡镇保甲长;四是宣传报道保甲奖惩的事例。这些应对措施增强了农民对保甲制度的认知,促进了农民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然而,上述措施无力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尊严问题,反而助长了绅权政治的固化,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疏离感。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的研究,有助于呈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面性。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明清西南地区“牛丛”问题研究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理方式。牛丛组织在明清易代中的地位变化，是朝廷在西南治理中政策、制度变化之反映。     

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之推行

20世纪4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的触角延伸至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对甘南藏区土司制度的一次革命,遭到该地政教势力反对,亦受到藏区民众质疑。在国家行政体系与土司制度的较量中,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使原有封建而保守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地域开始生根发芽,藏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加深。     

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

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本质是封建徭役制度的继续。以人户为中心,即是黄册里甲的编制原则。明代江南许多地方乡村建置十分复杂,都图与都保并存。都保并非保甲制的两级单位。而都图亦与都保有别,二者既有交叉,又各成系统。都图以人户划分为主,属黄册里甲编制;都保为地域区划,属鱼鳞图册系统。里甲编制与自然村的分布并不一致,但二者存在一定的统一性。     

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员依然众多,20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

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对保甲组织的取代及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民主自治思想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表明我国基层社区控制的主体由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和家族宗法组织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和民主自治组织 ,为实现从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永泰县同安镇《辅弼乡约》

正保甲乡约伏读圣祖仁皇帝上谕曰:"联保甲以弭盗贼。"世宗宪皇帝广训曰:"安民在于弭盗,摘发守御之法,必当先事而为之备,故缉捕有赏,疏纵有罚,讳盗有禁,违限有条。"而最善者,莫如保甲。十家为甲,十甲为保。甲有长,保有正,设立簿册,交察互警。此即井田守望之遗制,诚欲使四海九州,闾阎安堵,正本清源,实为周至矣。大哉圣训!昭如云汉,各郡邑乡族,俱宜恪遵,而谨守之者也。是以户籍门牌,随时查考,排邻编甲,互相防闲。     

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断句指瑕二则

其一 ,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甲辰条记事 ,页 856 4— 856 5,点校本作“凡保甲、保马 ,有害无利 ,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臣不知朝廷何惮而久不废罢 !伏乞断自圣心 ,尽罢诸处保甲、保正 ,长使归家 ,依旧置耆老、壮丁巡捕盗贼 ,户长催督税赋。”按 :宋代保甲制中的名目有保正、保长、保副和甲头。保正等名目归属于保甲制。故该句断句应为 :“凡保甲、保马 ,有害无利 ,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臣不知朝廷何惮而久不废罢 !伏乞断自圣心 ,尽罢诸处保甲 ,保正、保长使归农 ,依旧置耆长、壮丁巡捕盗贼 ,户长催督税赋。”其二 ,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壬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