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一碗饭运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设中央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保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筹集经费、药品、医疗器材,援助中国抗日军民,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宋庆龄和保盟1941年在香港发起的"一碗饭运动",曾轰动全港。"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购买药物和设备支援中国抗日战     

我的父亲邓文钊(三)

工合 邓文钊在香港参与工作的革命机构,除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和《华商报》之外,还有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工合和保盟,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两个机构。保盟直接筹款捐物支援抗战,工合则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援抗战。关于这个机构,同样,了解的人并不多,有必要介绍一下。 1937年日军侵华,中国大批难民缺衣缺食,急待救济。以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为首的一些外国友好人士,连同中国爱国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孟用潜等发起生产自救运动。这号召一开始就得到共产党支持。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由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工合的宗旨是发起捐款,购置机器,组     

宋庆龄筹办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

１９４２年冬至１９４３年春,由于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约有２００万人死亡,千千万万的灾民流离失所,真可谓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困难重重,国民政府救灾无力,加之吏治腐败,封锁灾情,河南的灾民得不到救济,情况十分危急。社会各界纷纷强烈要求：赈济豫灾！ 作为“陪都爱国爱民的一面旗帜”,宋庆龄挺身而出,领导着从香港迁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１９３８年在香港成立,宗旨是争取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下简称“保盟”）通过举办讲…     

从参加保盟运动到进入日军拘留营

“保卫中国同盟”,一个曾让抗日前线将士倍感亲切的名字。在宋庆龄领导下的这个组织以香港为基地,宣传抗日救亡,卓有成效地开展面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募捐工作。在《从参加保盟运动到进入日军拘留营》一文中,唯一健在的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爱泼斯坦深情地回忆在香港的一段独特经历。     

抗日战争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1周年,也是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开通71周年。1937年10月-1941年8月,将近4年的时间里,中国抗日战场上80％以上的外援是由苏联提供的。苏联援华抗日的物资90％以上又是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来完成的。“西北国际大通道”     

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

中国人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本文所指的“两个中国”的概念,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切旨在将台湾分裂出中国的企图和活动。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指出:“两千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达到大一统之下的所有中国人的团结。西方关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受到从周恩来到蒋介石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谴责。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两个中国’的     

《中国国民党史》(简史)序言

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国民党史》(简史)。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像的。现在能写作并出版这样的著作,正表明时代在发展,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这是令人欣慰的。自从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即统治集团)背弃革命、背弃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来,曾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称人民革命为“叛乱”而把他们发动的内战称为“剿匪”、“勘乱”。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则称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对话录──M与F在历史沙龙的邂逅

本文从世界史角度看中国抗战,认为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在于：摧毁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与美、苏、英、法并列的大国,中国人民的真正觉醒便由此开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对苏联人民抗德战争和太平洋战场特别是东南亚人民的反任略战争都是极大的支持。本文还认为：爱国主义具有最广泛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在抗战时期,中国实际已实行着“一国两制”……等等,均寓有新意。     

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

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呈现类似二律背反的特点：一方面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创建联合国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提高的有限性和表面性,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看来只不过是给了中国一个“礼节性”性的位置。这种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的矛盾与罗斯福的对华战略有直接关系,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因素,即中国国力特别是经济力的不足,以及中国在事实上没有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中国人民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位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只有完全排除这种“给予”因素,中国才能真正获得大国地位。     

《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

本文试图评估《华裔学志》对於西方汉学的贡献。1935年《华裔学志》在中国成立,学志为国际导向,共襄事者一者来自中国,二者来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华裔学志》成立至今已出刊五十册,本文将论评其中内容。除此,本文还含括评论“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华裔学志丛书》系列)以及最近才更名为“Collectanea Serica”(《华裔选集》)的“Other Publications”(《其他出版品》)。     

誓词与七月赞歌一同回响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纪念日。93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和伟大事业从此不断推向前进。新中国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七月赞歌》从此回荡神州大地：“七月,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七月,欢歌笑语,彩旗飘扬;七月,社会和谐,人民安康。仰望鲜红的党旗,祝福党的生日与岁月辉煌,心中的赞歌如江河流淌,激动非常。     

忆1956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

在我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就着手筹备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伊协),并组织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准备去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觐,履行穆斯林的朝觐功课。1952年8月,由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大阿訇任团长的朝觐团将赴麦加前夕,沙特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为人民中国(当时沙特阿拉伯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中国”)朝觐团签发护照。1953年中国伊协宣告成立,1954年朝觐期前再次组团,仍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955年4月万隆会     

读史与爱国主义教育

回顾史学界,建国初期曾大力提倡中国近代史和农民战争史方面的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及时的,同时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直到今天,这些研究为普及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仍起了很大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同时又指出:“当前在这个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     

解放初期我的一段生活经历

解放初期,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败日寇,赶走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工人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人。当时农村大搞土地改革,农民“斗土豪劣绅”分田地;城市大搞“三反五反”。紧接着又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22-1925年的金佛郎案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这就不但使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期”宣告结束,而且由滞变为危机。农村经济亦因此处于农田荒蕪生产下降的死亡线上。经济危机威脅着广大的中国人民,而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危机,正是民族危机的标,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迫使中国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但这时的中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破天荒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共     

对"崛起"问题的理性思考

“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国政府向世人的庄重承诺。然而,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近年来发展态势的敏感反映及鼓噪“中国威胁论”等所致负面影响,在“崛起”问题上,我们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理性对待“崛起”问题,努力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营造相对安全、稳定和友好的国际周边环境。     

晋西南地区的抗战中心—汾襄乡边区

抗战初期 ,山西省晋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心地带 ,这就是汾 (汾城 )襄(襄陵 )乡 (乡宁 )边区。边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 ,捐军粮、出物资 ;人民军队保护人民 ,军爱民 ,民拥军 ,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向世界开放的一个信号——北京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回忆

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刚刚庆祝过新中国成立23周年的节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便正式开播了。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均迅速作出显著报道,称：“中国开办外语广播讲座是向世界宣布开放的一个信号。”     

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4年是孙中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100周年纪念。1994年12月18日——20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南京组织召开了“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议题包括:(1)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2)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3)对外开放与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4)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5)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研究。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性,内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与辛亥革命这一“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间的关系。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即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与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