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

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会谈。11月,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下,国共又开始新的谈判。这些档案,除帮助了解谈判的过程外,还有力地证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对会谈毫无诚意,是导致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组史料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也有一定价值。     

1945年：国共接管南京之争

国民政府紧急部署 1945年8月10日夜,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出。11日凌晨,在昆明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接到了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未灰亥令一亨”加急电报,要求“陆总”立即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以待国军到达;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即日拟具详细呈核。日本人投降了,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新四军则近在咫尺,蒋介石下达了紧急指令,数日之内,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续)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密.职等二日抵西安,林祖涵同日到达.三日职等偕胡副长官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作初次访晤.自四日至十一日,曾约林祖涵来职等寓址商谈,计经五次,每次半日.林于谈话中表示,此来系向钧座报告情况及请示办法.职等遂详询彼对各项问题之意见.彼所提议诸多不当.嗣经职等一再驳斥、纠正,彼渐将提议降低.综计历次谈话暨林最末次提议各项摘要如下:(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前新四军部队服从军委会命令,至少编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试述1922—1923年广东纸币风潮

试述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广东纸币风潮梁尚贤从１９２２年３月到１９２３年２月,广东出现了持续１１个月的纸币风潮。本文试述此次风潮之起因、经过和教训。（一）本来,省立广东银行在１９２０年成立时,由广州军政府拨出二三百万元为准备金,前后两次共发行纸币７００...     

芜湖海关史料(1922—1931年)

1877年芜湖海关建立后,除逐年编制年报外,1882—1931年这五十年间还以十年为一期,编制了五期《芜湖海关十年报告》,内容除了同芜湖海关业务有关的贸易和关税情况外,对芜湖以及安徽全省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人口、文化教育、邮政等均有记述或统计,对于研究安徽近代经济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兹将汪明译稿《芜湖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摘要以《芜湖海关史料》为题予以发表,供参考。     

简析1943年—1945年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中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争端中,美国政府采取了支持中国军队抗战以达到牵制消耗日军、减少美军伤亡的目标,和平解决国共争端政策达到最终扶助中国成为统一、民主、合作的国家的目标。美国政府在执行上述政策过程中,偏袒蒋介石政府,压制共产党,从而增强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实力和嚣张气焰,但最终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化为泡影。     

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侨务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围绕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而开展了一系列的侨务工作,并取得相当成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而关于战后数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国内似尚无学者专文论及。本人根据有关资料对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战后国民政府在侨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其效果如何、导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1945—1949年上海市环境卫生的治理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环境卫生恶化,环卫设施及其人员配备,不及战前。上海市政府组织有关方面成立清洁委员会,开展全市清洁卫生运动。参议会大会及所属卫生委员会,监督质询卫生行政部门,卫生局政务公开、积极管理、重视制度建设,努力改进技术设备、认真回应参议会,工作堪称勤勉。但因时局变化、财政支持不够以及卫生局管理环卫,勉为其责,致使上海市环境卫生仍不尽人意。     

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

随着抗战的胜利,民族矛盾的缓解,国共冲突又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制服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势力,确保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成为国民党政府当前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从外交方面来说,这一点也是国民党制定对外政策的真正出发点和基本依据,鉴于国民党当时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寻求外部支持显然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战后世界同中国事务有重大关系的大国,主要有美苏两家。蒋介石等人出于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考虑,从未寄奢望于对苏外交。他们所谋求的仅仅是同苏联“和平共     

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

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宋志勇１９１４年９月,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日本出兵中国山东,侵占了青岛及胶济铁路。战争结束后,日本不顾国际法和中国的抗议,强行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直到１９２２年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在山东占...     

日本驻芜湖领事馆的历史考察(1922-1945)

1922年日本在芜湖开设领事馆,管理安徽全境的日本居留民事务,并维护日本在华的种种条约特权。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断绝,芜湖领事馆作为一个非法机构,协助日军在占领区进行统治,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述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设置或调整了审计机构,制定并修正了一些审计法规,并以就地审计、抽查审计和巡回审计为工作中心,推行审计制度改革,对恢复和重建战后国民经济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内战的影响,这种改革与战后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工作无法有根本性改观,难免最终遭致失败的厄运。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性年代,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怎样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形成。对华政策从战时向战后的转变,是由于美国的在华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战     

邓小平并未出席1966年3月的杭州会议

1966年3月17～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三月杭州会议)。对这次会议,《周恩来传》下卷作了这样的记述: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十八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毛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述论(1943年6月—1945年12月)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创建了国际情报部,其主要职责是领导欧洲各国共产党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具体包括支援东欧各国的游击战、在各国战俘中开展工作、通过报纸和广播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在德占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等等.此外,国际情报部还协助联共(布)中央领导各国共产党,在解决各国共产党重大问题中发挥信息沟通和决策咨询作用,同时会同各国共产党处理一般性事务.     

1941——1945年海外华侨战时损失基本情况

我国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但尤以亚洲最为集中。据1940年前后的调查报告统计,人数约835万多人,其中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等地的华侨近乎800万。①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发生后,日本军队长驱南下,中南半岛和南洋各地相继沦陷,直到日本投降时止,日本盘踞该地区时间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军     

1900—1945年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初探

本文为作者长篇论文《1945年以前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初探》(共分五部分)中的第二、三、四部分。为便于读者了解论文全貌,现将文章其他部分以提要的形式一并撮述: 所谓印尼华人的华人观,指的是印尼华人对自身及自身同中华民族和中国,荷属东印度印尼原住民族,印尼民族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系的总体观念。它包括印尼华人对华人内部关系的认识和对华人外部关系的认识两方面,是两者有机的统一。印尼华人的华人观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但直到唐末以前华人成批移居的现象尚未出现。自唐末至19世纪中叶印尼华人的华人观逐渐演化发展为二元化的格局:一种是“以唐人自居为荣”的“唐人观”:另一种可称之为“息览观”,它是一批不奉中华文化习俗而改奉当地社会习俗,但又不肯认同于原住民族的华人所持的华人观。19世纪末,“番化”华人虽然出现一种“回归”趋势,但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并存着“唐人侨生二分的唐人观”和“新客土生的帕拉纳甘观(Peranakan)”。总的看来,19世纪以前华人观多元化的进程是缓慢的,基本同步于民族间的自然同化进程,与国家观念、政治观念尚未发生严重纠葛,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民族观、种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