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洗玉清与陈垣

冼玉清(1895—1965)是近代岭南杰出的女学者、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有“不栉进士”之称。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当世史学钜子”。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寅恪先生1933年12月阅岑仲勉文后致函陈垣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     

商务印书馆新出陈垣学术著作发微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陈垣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以及陈垣的学术传人柴德赓的《清代学术史讲义》等著作,是根据陈垣、柴德赓的课程说明、讲稿、讲义、教学日记、札记及听课学生来新夏、李瑚等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这几种著作是中国现代优秀的史学遗产。它们的出版凸显了抢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时代感、紧迫感;同时,对弘扬尊师重教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学术传承精神有重要意义;是对当下浮躁学风下的一剂猛药。     

冼玉清与陈垣

冼玉清(1895-1965)是近代岭南杰出的女学者、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有“不栉进士”之称。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当世史学钜子”。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寅恪先生1933年12月阅岑仲勉文后致函陈垣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己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①与陈寅恪相交甚厚而又深为推许的陈垣与冼玉清都可视为“南学”中的重要人物。     

白鹤梁题刻与宋史研究

白鹤梁题刻是三峡石刻文献中的一种,具有重要的科学、艺术和史学价值。白鹤梁宋代题刻达百余段之多,是研究宋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考补史实、列名人物、稽核地理、探寻官制、展现民俗、研究文字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素材。白鹤梁题刻价值仍尚待挖掘,从而为推动三峡石刻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范例。     

《陈垣全集》补遗

陈智超先生主持编辑的《陈垣全集》二十三册已于200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为止史学大师陈垣最为全面的著作汇编。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不无遗珠之憾,本文试作补辑。此外,《陈垣全集》中有两则文字的系年失之过宽,亦有可细化、精确之处。     

陈垣史学思想的风格与情怀

以考带论是陈垣表达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的考史论文善于由小见大,从小问题中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他的史学专著或在贯通史实之后作出系统综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现由历史考证求得通识的独特风格。他在总结传统史学的过程中重视阐明学理、发凡起例,将历史文献学领域中前人考订文献的零散经验,以近代科学方法归纳为各种可供传授、研习的法则;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则对传统史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陈垣史学思想蕴涵深厚的家国情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其思想主旨是大力表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提倡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史著中以古讽今,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爱国深旨则反映在确立了学术研究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方向。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著名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因病逝世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博物馆学专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古典文献专家史树青先生2007年11月7日凌晨因病逝世,享年86岁。史树青先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1947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垣先生研究史学。1947年,史树青先生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     

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2 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家中 ,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不但以扎实的考据成果解决了大量历史疑难问题 ,而且以开创性的研究 ,拓展了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历史辅助学科等多学科领域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赵翼对陈垣早期治学的影响

陈垣早年对以经世致用、主通明变为特色的赵翼史学颇感兴趣。青少年时代通过研读《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汲取学术养分,并借助赵翼提供的史学资源,结合时代要求,将一些关乎社会现实的问题引向深入,体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他吸收赵翼对"奴才"称谓的溯源和考证成果,进一步考镜源流,揭露清朝强分满、汉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赵翼对岳飞被杀之因的认识和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辨是非,揭露专制君主的腐朽、残暴。在20世纪初民族、民主运动激荡的历史背景下,陈垣史学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反专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赵翼思想的超越和升华。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托忒文历史文献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 ,陈垣先生曾大力倡导史源学研究。史源学的要义 ,是追寻史学论著的史料来源 ,检验立论的依据 ,考证其中的讹误。半个世纪以来 ,史源学不但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 ,而且扬起学术规范化的风帆 ,驶向邻近学科的学术港湾 ,产生广泛的影响。① 当然这主要讲的是对汉文文献研究的影响。在蒙文文献的研究方面 ,1 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 (十三———十四世纪 )”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 ,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     

史学精粹

乔治忠、钟学艳:《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广西石刻文献释读疑难述例(下)——以《广西石刻总集辑较》为例

今人对于石刻文献的整理,有古人所未及的技术手段,同时石刻加速漶漫损毁,给辨识增加更大难度,加之整理者学识方面的原因,因此出现诸多疑难问题。现以柳州市辖境为范围,主要以《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收录之石刻影本进行审读,个别辅以照片、拓片等,针对石刻文献辨别释读、标校、说明等方面进行归类释证。     

广西石刻文献释读疑难述例(上)——以《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为例

今人对于石刻文献的整理,有古人所未及的技术手段,同时石刻加速漶漫损毁给辨识增加了更大难度,加之整理者学识方面的原因,因此出现诸多疑难问题。现以柳州市辖境为范围,主要以《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收录之石刻影本进行审读,个别辅以照片、拓片等,针对石刻文献辨别释读、标校、说明等方面进行归类释证。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元史研究

正一、序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元史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元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以传统修史方法进行的元史研究已接近尾声。真正意义上近代实证史学路径元史研究的开拓者,主要为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三位。继他们而起的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则是以元史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学者,除在国内新式大学受到系统的史学训练外,还曾到海外不少国家留     

如何深挖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东汉犀浦碑新探及引发的思考

<正>石刻文献即镌刻在石质材料上、承载了一定语言内容的所有语言信息资料(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7页),石刻文献多第一手史料,且不若史书之经传抄刊刻而有脱讹之病,故夙为研治史学者所珍视(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作为当时材料被保存下来,石刻文献具有真实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相较于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石刻文献具有更长的历史跨度,所载信息也更为丰富多样,以其数量巨大、     

史学家金家瑞

史学家金家瑞赵书金家瑞（１９２２—１９９３）北京人,是著名的满族史学家、教育家．１９４１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５年毕业,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该校史学研究所,在陈垣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史学界中已崭露头角．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间金家瑞教授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