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教论与宗法社会的史学语境

宗法社会的讨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晚清学人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政治语境;因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所驱使,近代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康、梁的政教论既借鉴严复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学理,也糅合国学传统中的公羊三世说。就晚清参与讨论者而言,诸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大多兼有政治家、学者双重身份,他们议学兼论政,探讨西方社会的历史或中国古代历史等以探究学理,其话语中趣旨往往指向现实政治。     

读《公羊传》札记

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从时代的远近和见闻条件的不同,区分出三世表述手法的不同。首先看出公羊的眼光比左氏、谷梁敏锐,也体现出公羊对历史的理解有深度,能划分出历史的不同阶段,这表明他看出了历史的进展。据此说公羊有历史变易思想是不为过的。但所谓公羊三世说,我理解还是从董仲舒起,看出了公羊的这个突出特点和它的可塑性,由此借题发挥,直至近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大倡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巨大宣传效果,这可说是公羊学的复兴,更应该说是由近代经师们改造的新公羊学的出台,这应是公羊子始料所不及的。隐公六年:“秋七月。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历史观、历史思维与安邦兴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春秋公羊“三世说”: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2014年清史研究综述

<正>从不同角度观察,2014年的清史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在与"新清史"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互动中,学界已不再是简单被动回应,而是在分析其学理的基础上建构起符合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的"民族/国家认同"解释和话语。钟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语种史料考辨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7辑)、鱼宏亮《晚清从族类观到民族观的演变》(《清史论丛》2014年号)是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

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陈其泰一、戊戌前后的公羊学说公羊学说在儒家思想中堪称独树一帜，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它在西汉时期备受推崇，至东汉末年之后却消沉一千余年。至清代后期，龚自珍、魏源发挥公羊学说变易性、政治性的特点，用来讥议时政、批判专制；公...     

晚清“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

晚清清王朝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重商主义"的传入,再也不能固守于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一方面清王朝统治者不再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开始采取措施改变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面对民族危机,广大臣民纷纷身体力行投身实业,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述因素的动态叠加即构成对"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     

商战甚于兵战——郑观应之“商战论”刍议

晚清的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是导致近代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不但要加强武备,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极力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商战思想由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首先提出,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晚清经世实学概说

从清嘉庆以降,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开始由乾嘉盛世走向晚清乱世。从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的五六十年间,是中国经世实学思想的高涨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实学通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虽然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但是根据晚清实学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道、咸经世派的实学思潮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洋务派的实学思潮。道、咸经世派与洋务派的实学思想之间,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使晚清经世实学呈现出五     

新词汇、新世界: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

本文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女界"可由两条线索进行展开:一方面,对女界的界定可视为自晚清出现的新女性运用自己的文字、出版和言论资源优势,主动地以否定"男界"(此时期另一新名词)之形式,建构起一个以单一生理性别为基础、具有普遍姊妹情谊的理想世界,试图在传统中国女性以家庭角色为身份认同方式之外另立选择。另一方面,"女界"的形成亦受到晚清以来自西方引介入中国的"群治"思想影响。在这一框架中,国家民族被想象为由不同"群"或者"界"——如政界、军界、商界、绅界或者学界等——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女界试图以"界"的身份,与上述各界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来。但是,这一美愿却又遭到诸如妓界之挑战。女界不顾前之所言的那种普遍姊妹情谊,坚决与妓界划清界限,强调二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本质之别。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扞格之中,女界之大同理想终成幻想。     

时髦的解放--民国女性体育文物欣赏

体育(Physical Educatio n)的概念是晚清时期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而“体育”一词,则是20世纪初经由日语翻译后引入中国的,是专指一种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方式,后来才逐步泛指各类身体运动的总称。因此,体育这个概念自引进之初,就与健康、发达、自由、美德、进步等概念相联系,是晚清中国面对西方的全面领先,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以求得民族发展、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后半叶世界民族关系探析》评介

阮西湖先生所著《20世纪后半叶世界民族关系探析——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项新课题》(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探析》)对世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展示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郑观应防灾备荒思想探析

郑观应(1842-1922年)所处的时代正是晚清民国交替时期,封建社会日趋腐朽没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忧国忧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经济政治制度的主张,     

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魏源《诗古微》论《毛诗》与《郑笺》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梁启超称其为"今文学之健者".魏源治经,"承常州学派之余绪,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力申今文,以张公羊之说".(王家俭<魏源年谱·谱前小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1年)<诗古微>是魏源重要的今文经学著作,旨在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     

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在近代诸子学复兴中,梁启超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1902年,他提出了"孔北老南"说。这一说法是梁启超在新民意识主导下突破儒家中心主义的学术产物。在建立此说的过程中,梁启超一方面借助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另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学术界的地理学理论与汉学资源。该说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回响,具有长远的学术史意义:它是"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同时,它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具有学术平等的眼光,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此意义上,该说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林则徐法治思想与现实意义

林则徐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综观林则徐宦海沉浮四十余载,其始终奉行"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积极推动地方刑事、民事司法改革,主动了解西方各国法律制度,并以普世遵行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华洋纠纷。在治理地方、禁烟运动乃至中外交涉的政治实践中,林则徐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治思想。作为开明士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林则徐的法治思想和法治意识难免有局限,但其法治思维的闪光处依然可为今人借鉴。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践

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晚清国粹思潮与孙中山对西方政治制度深刻认识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分权制衡原则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某些合理性因素,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将其逐步完善,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始终不渝地实践着五权宪法,这种实践虽然在小范围内部分地取得了成效,但作为一种完整的整体构想却始终未获成功。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是中国政治变革史上的一件大事,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