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史学大师陈寅恪治史方法探略

陈寅恪(1890—1969)是享誉中外的史学大师,历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自幼聪颖好学,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继承家学,博览群书,先后游学东西洋十余年,通二十余种中外古今语言。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划时代的。他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和指出的发展方向,广阔而明通,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本文从要具备扎实的治史功底、要具有高明的通识等方面探略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法律史学史视域下的陈寅恪隋唐刑律制度研究

陈寅恪研究隋唐刑律制度,创获甚多。尤其在对隋唐刑律制度渊源考辨时,在繁杂的刑律变迁中匠心独具地勾勒出隋唐刑律制度的三大源头,打破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诸多缪见。陈寅恪擅于用民族文化视野来研究隋唐史,由于这一研究视野要求紧扣种族、地域等对政治与法律影响最巨的核心因素,故能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引领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大势与潮流。尽管陈寅恪并没有留下法律史学方面的皇皇巨著,但其倡导的学术研究应重"预流"之志以及精密考证与义理阐发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视角的应用,均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在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近25年来笔记小说与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堪与出土文书、石刻碑志相提并论。1920年代,鲁迅先生对小说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实际上也是以笔记小说证史的经典之作,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大量使用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这些研究促使史学界重薪审视笔记小说及其史学价值。     

南宋吉州窑瓷的最新发现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正如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广东省历史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

史学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解放以后,陈寅恪、陈序经、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一批著名史学家在我省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陈锡祺等老一辈史学家继续为我省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前辈的努力奠定了我省史学在全国的地位,并培养了后继的人才。在新世纪开始之初,面对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     

读燕永成博士的《南宋史学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苑中,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史学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支奇葩。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对宋代史学评论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2页）邓广铭赞扬宋代史学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百年学府纪闻(三)

史学家陈寅恪,学识渊博,精通10余种文字,曾游学日、欧,在巴黎、柏林的各大学研究讲学10多年,西洋不少汉学家曾从其学。陈寅恪壮年即驰名中外,堪称史学泰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编》、《元白诗笺论稿》、《唐代政治     

论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

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江西修水人,中国著名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治学范围广泛,学问博大精深,成就卓越不凡;但陈寅恪研究历史又与众不同,即他主要是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①,并在历史研究之中融入自己深刻的文化关怀。陈寅恪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与钱穆等人又有所不同。他没有留下正面阐述其文化历史观的论著,兼之他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都颇为独特典型而又错综复杂,因而,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就显得颇为不易。当年杨树达在致陈寅恪的信中谈到：“…     

陈寅恪、冼玉清纯阳观之游

史学大师陈寅恪(1890.7.3-1969.10.7),学采东西,名贯中外,既开风气又为师,其学术成就已为中外学界公认。陈寅恪晚年执教于岭南(1949.1.19-1969.10.7),与“岭南才女”冼玉清(1895.1.10-1965.10.2,)同为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中山大学)教授①,冼玉清为     

地灵人杰纯阳观

纯阳观是众多文人雅士聚会之所。清知名画家苏六朋、光绪年间画界宗师居巢和居廉、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和岭南才女冼玉清等杰出文化人,都在纯阳观留下了后世传颂的佳作。     

陈寅恪与国立中山大学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从岭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被史学界誉为一代史学宗师,早在国立中山大学时期,便与该校史学界发生密切的学术关系。     

冼玉清与陈垣

冼玉清(1895-1965)是近代岭南杰出的女学者、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有“不栉进士”之称。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当世史学钜子”。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寅恪先生1933年12月阅岑仲勉文后致函陈垣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己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①与陈寅恪相交甚厚而又深为推许的陈垣与冼玉清都可视为“南学”中的重要人物。     

近代史家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史学

0世纪 3 0、40年代 ,若干大陆史学家到香港 ,如 3 0年代的胡适、许地山及稍后的陈寅恪 ,40年代下半段的郭沫若、胡绳、黎澍、侯外庐、翦伯赞 ,40年代末的钱穆、罗香林、简又文等。这是内地史学、史学家与香港发生联系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推动香港史学起步和成长。许地山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 ,初步改变了香港文史教育陈旧、落后的局面 ;郭、胡、黎、侯、翦等史学大师在香港的经历 ,使史学工作与时代潮流融汇在一起 ;钱穆等移迁香港后 ,在培养史学人才、繁荣史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 ,一时成为执香港史学牛耳之宗师 ,推动了香港史学的成长。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罗志田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