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为学历程与元末新安理学之趋向

朱升既是元明之际朱元璋政权的辅翼之臣,亦对程朱理学在元末明初的传播与发展有羽翼之功。他的为学历程颇为曲折,却彰显出元代各地学术的交融互动,宣示元末新安理学的转变趋向。朱升早年学于新安诸儒,承继了元代"纂释"程朱经典的学术传统。中年以后,他积极访学江西等地名儒,在教学研习中反思元末新安理学之弊,最终弃"纂释"而入"旁注",形成其会通自得的学问特色,对元末新安理学的发展进行有益的补充。朱升的为学经历与学问转变,正体现了元末新安学术从羽翼程朱到体认圣学的重要转向。     

章学诚对学术风气史的反思与发挥

对学术风气史的思考是章学诚反省学风演变及流弊、寻找学术出路的关键环节。他认为三代道器合一、官师合一体制反映了知识自我满足的理想状态,由于官师合一体制的瓦解,人性的局限失去了原有的规范而奔竞好名,学术泥于三代经典内涵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一端迭起风气门户。章氏以为扬弃风气循环的最好途径就是史学经世,史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道器合一又一次提供了人性的规范,继承了先王的合道"道法"即"史意",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又是包含一切根据个人性情产生的著述之学的根源性学术。章氏的史学经世最终从《春秋》经世深化到《尚书》经世,完成了扬弃风气循环的理论。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学狂人黄侃的革命与婚姻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他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镇。也许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对他的狂放更为津津乐道。有人说"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他在北大的同事周作人也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说起有关他的有些事     

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

包世臣是嘉道年间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经世思想形成早.早在1800年前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这至少要早于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20年左右.第二,是他的经世思想具有代表性.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第三,是他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二是交友;三是著述.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     

教授们对陈寅恪的敬重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寅恪其学问之大,不但从其学术成果上可以看出来,从别的教授对他的敬重上也可见一斑。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试论陈援庵先生的学术精神

陈垣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典型与代表性的学者,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史学遗产,还要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其学术精神源自厓山忠烈故事及新会家乡文化传统,又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滋养,由"钱、顾、全、毛"之思想进路,形成完美而成熟的援庵学术精神。援庵学术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第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第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第五,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援庵学术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其一生追求,契合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学养纯厚,善于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在继承中创新,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我们应当学习陈垣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挥其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复兴中华民族。     

胡适学术方法论对宋学、清学方法的继承发展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重视学术方法论的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他的学术方法论既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宋学和清学中的方法作了继承发展。他认为科学方法无古今中外之分,中国学术史就是科学方法的演进史,程朱理学的科学方法开启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清代朴学的治学更具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应当继承宋代和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对宋学和清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然而,又是唯科学主义的,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未能揭示中国传统学术人文道德理性的精神,其学术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政治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嘉道经世思想家就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过批判,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介绍过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的批判和介绍,推动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嘉道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充分认识到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他们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主义工矿业的主张,这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经世思想家批判"宋学"、"汉学",主张学术经世,提倡一种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齐物”世界中的学术、道德、风俗与政治——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及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释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章太炎是倡导求真求是之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一方面自觉超越了兼知行而言之、以成德经世为旨趣的儒学式学术观念,另一方面又突破了现代学术以真理为职志而独立于致用的教义。章太炎以齐物论为理论根据,重新界定学术、政治、道德、社会之间的分界和关联,给出一套独特的关于社会领域分化的学说。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很难用现代与传统、激进或保守的现成框架来认知和解说,那将是对其人其学的极度简化。     

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

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考据学只具有寻究古典文献来源的技术含义,没有什么"思想性",另一种观点则极力论证清代考据学具有不同于宋明儒学的新"义理",并不缺乏"经世"意义。更有甚者,考据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准科学"性质的学问,与西方近代学术传统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本文拟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以分析其利弊得失。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浅论吕思勉的史学功能观

一般认为,史学具有认识、殷鉴、经世、教化等功能,吕思勉基本认同这些功能,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认识功能毋庸置疑;他对旧史记载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学科本身的精确性,却有着谨慎的乐观,他不一味“疑古”,也不一味“崇古”。吕思勉对史学经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坚持学以致用,力戒为学术而学术,但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化、庸俗化是有微词的,曾说“学问只分求真”,“宜置致用于度外”。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近代"经世文编"赓续潮流述论

自魏源代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潮流。这些经世文续编传播的“经世之学”构成了因时而变的有机序列,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工具性。各部经世文续编基本上保持着体例结构和求变趋向上的相对稳定性。这些经世文续编所载“经世之学”均未脱离传统经世实学的轨范,西学则被经世文续编借用来强化其“致用”性。因此,这种“经世之学”就无法与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画上等号。经世文续编所代表的传统经世观含有“道德理性”成分,讲究价值和目的,同西方近代“工具理性”纯粹讲究手段的有效性颇有间隔。     

时移势变：论包世臣与常州士人的交往及经世思想的嬗变

嘉道之际,考据学仍在发展,经世思潮正在兴起.作为经世思潮初期中心人物,包世臣并非孤独的独行者,他与常州士人关系极为密切,自视"常州同党",他的用世精神得到常州士人的呼应,从而在江南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经世思潮.包世臣经世之道以取得实效为宗旨,故他不愿持论过高,而是主要针对具体时政而论,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矛盾焦点的转移,他思考问题的重心也随之改变,相应的对策也发生变化.     

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

(五),拓展域外史地学。洋务派发挥史学经世思想,为挽救民族危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由域内史地的研究拓展到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学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嵩焘深受湖湘学派和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为推崇“经世之学”。他在英国、法国任职期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所以强大“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贾、造船、选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不应着眼于“造     

浅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与成长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深受湖湘经世之学的影响,怀揣着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在求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开明先进的办学理念以及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使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既修习了学问又储备了能力,这为他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