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通鉴》学和《通鉴》胡注

元代《通鉴》学和《通鉴》胡注瞿林东一元代《通鉴》学的发展南宋时期开始形成的《通鉴》学，在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２编年类所考，关于《通鉴》方面的撰述有：郝经《通鉴书法》；金履祥《通鉴前编》１８卷；何中《通鉴纲目测海》３卷；胡三省...     

读《通鉴问疑》札记

刘羲仲,字壮舆,是《通鉴》副主编刘恕的长子,他的事迹附于《宋史·刘恕传》后,其文曰:(恕)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据《范太史集》卷二十四载:恕有子事前池州华容县尉羲仲……刘羲仲未做高官,无政迹.只有《通鉴问疑》一卷,流传后世.《通鉴问疑》只有六千二百字左右,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刘恕问,司马光回答,主要内容是讨论“正统”问题.第二大段是司马光问,刘恕答,主要内容是对魏晋南北朝     

《通鉴前编》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二卷,宋金履祥撰。金氏以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刘恕作《通鉴外纪》以记前事,但《尚书》不入,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颇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故而集其三十余年心力创作《通鉴前编》一书,以《尚书》为主,杂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并加训释,起于帝尧元载甲辰,止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内容丰富、材料翔实。《通鉴前编》可谓亦经亦史,是宋儒著述中的优秀代表。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

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公元1041-1098),作为《资治通鉴》编修的三大助手之一,对于《通鉴》的成书,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是史学界历来对此却评价不一,这是有失历史真实的。一、关于《通鉴》编修诸助手的分工问题关于《通鉴》编修诸助手的分工问题,史载分歧,对于范祖禹所参与的部分,历来也莫衷一是。事实上,范祖禹独立完成了唐三百年丛目及唐长编六百卷,而且还协助司马光在唐长编及刘恕所作五代史长编基础上粗删、细删,而成定稿《唐纪》八十卷,《五代纪》三十     

从《通鉴考异》看《通鉴》的史料来源与选材特点

《资治通鉴》是一部纵贯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巨著。为了编撰这部书,司马光及其助手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仅《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及的书目,就达三百五十余种之多。《通鉴》是怎样归纳整理如此“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抉摘鉴别众多互相矛盾违戾的史料的呢,我们可以通过《通鉴考异》来探究。《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在编撰《通鉴》的同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而成的。《考异》全书三十卷,共计二千九百七十七个条目,依照《通鉴》编年的次     

《资治通鉴考异》二札

现在容易读到的《资治通鉴考异》,本子有两种,一是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标点排印的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散布其中。这是当今《资治通鉴》最好的本子,读《通鉴》,读它当然最好。可是若读《考异》,读这个本子则甚为不便,因为文字...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商兑

读了《标点本<资泊通鉴>校读札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札记》)一文,觉得其中有二则札记所论有欠妥之处,兹略申己见,以供进一步讨论.一、关于 《通鉴》两次“初定租庸调法”的记事,《札记》认为:“众多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武德二年仅颁布了租调法而不是租庸调法”,“《新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是不准确的,《通鉴》作者在取材时没有详考,从而出现了两次‘初定租庸调法’.”我觉得下这个结论过于匆忙.其实,唐武德二年颁布的赋税力役制度究竟包含哪几个部分的内容,迄今仍未有定论,原因在于包括《通鉴》在内的几部史籍的记载互有异同,殊难确定.《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云:“(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但不载其具体内容.     

《通鉴》总章二年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说质疑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卷二〇一"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条"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之记载,是研究唐代南方边疆职官制度的重要材料。由于《通鉴·唐纪》是研究唐史的权威文献,且从逻辑上看,少数民族分布集中且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闽中地区确实存在州县官"不由吏部"的可能,是以《通鉴》"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之记载为文史工作者们广泛征引①,其可靠性一直未被学界质疑。     

唐两京佛光寺考辩

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一文（刊《唐研究》第二卷,北大出版社1996年）,以数万字详考长安200余佛寺位置,兼论及佛寺经济、宗教和社会文化活动,为近年研究唐长安佛寺不可多得之力作。然对长安佛光寺的考论,颇欠允当。该文在考述佛光寺位置时云：“徐《考》卷一：‘（宫城）殿阁之外……寺一,曰佛光寺。’《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五·元和十年》：‘中岳寺僧圆净……以（李）师道钱千万,阳为治佛光寺。’”此处作者将洛阳宫城内佛光寺与唐长安佛光寺混同一处,特为一辩。《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五·元和十年》云：“东都西南接…     

《博野军考》质疑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刊登了戈春元同志的《博野军考—〈通鉴·胡注〉纠缪之一》,读后感到多有商榷之处.戈文说:“博野军,《通鉴·胡注》曰:‘即穆宗长庆二年,李寰帅以归京师之兵也.’查阅诸书,胡三省之注有误,而《通鉴胡注举正》、《通鉴注辩证》、《通鉴注商》等均未加纠正.”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考论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是清乾隆年间修成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史书,其凡经两修,现存初修二十卷本和改修四十卷本两种。乾隆中后期纂修《四库全书》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成书使该书的重修成为必然。改修本与初修本相比,在书法、纪年上大体遵循《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少数民族人名与地名翻译上则改动较大。这些改动体现了高宗对修史事业的控制及其史学和政治思想。该书为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朱熹与《通鉴纲目》

本文从《朱子大全》有关最重要的资料入手来分析朱熹撰写《通鉴纲目》的过程,认为朱熹至少于乾道六年开始着手撰写《通鉴纲目》,乾道八年完成“凡例”并撰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序》,淳熙七年之前完成《通鉴纲目》初稿,以后陆续修改到绍熙年间。朱熹撰写《通鉴纲目》曾得到蔡季通等人的协助,但主要工作则是他自己完成的。然而,朱熹未能将《通鉴纲目》最终修改完毕     

《〈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求疵

<正>《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读史札记"栏目发表的戴伟华《〈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所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或三月有误,根据《全唐文》卷352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下文简称《露布》)这一"极其珍贵"的史料,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应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戴文的结论是:"(崔希逸)袭击吐蕃时间不是《通鉴》、两《唐书》所说的二月或三月。旧史所记时间是误读,十二月写为二月或三月,并无深意。据吐蕃     

隋东都洛阳“阜涧宫”名称辨正

<正> 元《河南志》卷三载:“阜涧宫,别名甘泉宫。迁都未成,命内史舍人封德彝于此营造,周十余里,宫北通西苑。”《通鉴》卷一八○大业元年三月载封德彝营建宫室事云:“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     

王惟俭与《宋史记》考述

<正>由于元修《宋史》的繁芜,所以自元末以来,改编《宋史》不绝如缕。早在元至正十年,陈桱就撰成《通鉴续编》24卷,开了后人改编《宋史》的先河。其后,周以立有重修宋辽金三史的打算。据《明史·艺文志》载,洪武初,梁寅曾撰写《宋史略》、《元史略》各4卷,可惜此书已不存。正统间,周以立曾孙周叙继承先祖遗志,得到朝廷的允许,着手重修三     

读《壶关录》札记

读《壶关录》札记陈光崇韩昱《壶关录》三卷,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中国丛书综录》诸书,并为《通鉴考异》所征引,是一种颇有价值的唐代传记资料。但是多年来为人们所忽视,《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分卷甚...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

近来阅读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发现了一些问题.对《唐纪》部分的一些问题,曾翻阅了一些资料进行考证,便写成这篇短短的札记.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教.一、《通鉴》原文的几个问题1.《通鉴》卷187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条云:“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p5840)卷190武德七年四月条云:“初定均田、租、庸、调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p5982)     

《资治通鉴》辨误一则

《通鉴》卷一八四: 丙辰,洲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见中华书局点校本6741页(。按:受官不取告身。与唐制不符。新、旧《唐书》皆不载此事。唯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记此事甚详。《通鉴》正取资于此书。其书卷二云: 丙辰,至于西河。……自外当土豪隽,以资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亦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其     

论范晔之死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以“谋反”罪被杀,时年四十八,官至太子詹事。关于范晔谋反的事情,详见《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卷七十一《徐湛之传》。起因于孔熙先等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而徐湛之以范晔为首谋上告,范晔虽未欵服,但终于见杀。《宋书》于范晔极尽丑诋之能事。《宋书》为沈约所撰,沈约的史笔是不能使人无疑的。《通鉴》卷一三七有这样一段记载: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１９世纪越南阮朝国史馆官修纲目体史书。分《前编》、《正编》,起远古至黎愍帝（１７８９年）,共５３卷。全书文字由“纲”、“目”、“批”、“注”等七大部分构成。全书主要阐述六大问题：国统开端问题;正统朝代问题;“反逆”与“起兵”问题;“北属”与“自主”问题;古今详略问题;批注与徵引问题。本书编纂体例,依朱熹《通鉴纲目》为准,反映出中越两国史学渊源关系之深。本书因成书较晚,吸收了前此史家史著的优点,又因述载时段较长,涵盖面较广,所以多为治越史者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