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祥瑞文化与“天人感应”说之关系

本文通过《西狭颂》的《五瑞图》、《石门颂》的颂辞,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梳理了汉代祥瑞文化的大致种类,认为汉代盛行祥瑞文化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也分不开。而董仲舒宣扬符命祥瑞、灾异谴告等理论,其目的完全在于为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从而混淆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界限。     

中国古代祥瑞崇拜的文化诠释

祥瑞崇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作为信仰崇拜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但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于若干朝代,如杨晓红《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沦宋代的尚祥之风》^1,对宋代的祥瑞崇拜进行了初步研究;李俊《初唐时期的祥瑞与雅颂文学》^2涉及了唐代的祥瑞崇拜。     

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十月之交》的年代问题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简称《十月》)是一篇政治诗,作者藉当时连续发生的古人认为灾异的自然现象,谴责周室的政治黑暗,控诉自己的困苦。“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的辞句,提供了作品的时代。汉儒注诗,毛亨说是幽王时,郑玄说     

祥异，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解读弘治《徽州府志·祥异》

祥异是明清地方志中用以记载自然灾害和祥瑞的,其内容一般都是自然现象,但背后却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用以讥讽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文章以弘治《徽州府志·祥异》为例,重点揭露“祥异”背后的政治玄机。     

政治权力绑架下的天人感应灾异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

通过将思想史和政治史相结合,本文论述了汉帝国时期的两个悖论。汉儒完善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说,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学说能够让官员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但从灾异说现实的运用上看,我们发现其完全背离汉儒的理论设计,沦落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灾异说理论和实际运用的巨大偏差时,我们发现了第二个有趣的悖论。儒生成功地取代了卜、史等专职官员成为灾异的主要解读者,但他们成功的原因也直接导致他们丧失了卜、史曾经拥有的对灾异解说的话语垄断。在灾异解释缺乏制度化、职业化的保证时,灾异理论不具有独立自主性,不仅灾异解读陷于无休止的论争中,而且往往为政治权力所绑架,成为一个服务于当权者的斗争工具。     

古今“罪己诏”

“罪己诏”指皇帝责备自己而下的诏令。颁发的原因，大致有二，一因灾异而发，二因做错事情而发。灾异多属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彗星、日蚀、山崩、冬天打雷、春天降雪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皇帝为何要下罪己诏呢？因为皇帝相信“天命”之说，以为自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治理人民，若是出现这些现象，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死亡，他们认为都是自己不好造成的，所以上天向他发出警示，往往引咎自责，下个罪己诏，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失，做点好事，或命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求补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每个朝代均有，如晋武帝在太康七年（286年）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极言其故，勿有所讳。”     

两汉祥瑞与图像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迷恋和掀起祥瑞高潮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但君王们为了标榜统治的清明而大兴祥瑞,自己或暗示臣子们无中生有,制造祥瑞,而且在民间,也有视祥瑞为珍宝,将其图像刻画在死者的墓室之中的做法。民间这样做是祈求死后仍能够生活在祥瑞的世界之中,享受着祥瑞级别的生活待遇。     

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

古人对黄河清有“祥瑞之兆”和“不祥之征”两种观点。黄河澄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它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异常情况,如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时,才会导致黄河河水变异,出现黄河澄清的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黄河清还与社会政治、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化与社会现象。     

世俗的兔子与神圣的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兔子形象的考察

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两种性质,一是世俗的,一是神圣的。常见的野兔是世俗的,主要作为食物;而古代罕见的白色野兔和赤色野兔则被看做祥瑞,具有神圣性。因此,为西王母或嫦娥捣药的兔子都是白色的。     

明代的阴阳生与阴阳户

明代的阴阳户是民户大类下的一种杂役户,其正丁被称为阴阳生。地方府、州、县阴阳生隶属于阴阳学,北京、南京阴阳生隶属于钦天监。阴阳户的基本差役为计时、报时、记录灾异祥瑞等,阴阳生另以风水、择日、占卜等为生计,两者拥有的知识范畴及其实践属于同一大类。阴阳户起源于元朝,明初继承并推广,洪武年间一概编入里甲。宣德年间阴阳生获得免役权,由此导致富实之家、胥吏的营充,其差役内容亦随之泛化,涉足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由阴阳户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户籍制度的特点:一是可以在军、民、匠、灶四大基本户籍上叠加新的次生户籍,二是具有役、职的双重性。     

历史灾害量化研究的回顾总结与分析评价

<正>灾害或曰灾异、天灾，是水、旱、风、雨、雹、霜、雪、疾疫、病虫害、地震、水土流失等各种灾害事件的集合体。《诗经·大雅·云汉》描述灾情的严重程度：“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汉书·宣帝纪》解释灾异：“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新唐书·五行志》论述灾害：“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详细考察可知，见载于史籍的灾害种类远不止水旱、螟蝗之类，《诗经》中已经记载有旱、涝、风、雪、霜、虫、鼠害、草害及水土流失等多种灾害，《汉书·五行志》也列举了数十种灾害。     

祥瑞典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过与宋真宗朝的比较,本文探讨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体系与传统的区别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发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当下的制作,主要是新制礼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建设,并非为了合法性,而是展现了徽宗时代“自我作古”的历史定位;其内容与手段,则体现了“儒学复兴运动”之於现实政治的双刃剑意义。     

灾害危机中的政治重塑与吏治振兴——以汉代为中心的考察

在灾异说理论化的两汉时代,自然灾害和异象被赋予了政治和人事的内涵,灾异的剧烈和频繁,常常使汉王朝陷于灾害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之中.汉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政权的长治久安,通过帝王自谴、纳谏求言及拔擢贤良等务虚策略和反贪崇廉、加强考课、申饬官吏履行职责、严厉惩处救灾失职官员等吏治振兴之举,进行政治重塑以挽救危机.实际上...     

天变灾异与熙宁变法

在熙宁变法期间,当天变灾异发生时,宋神宗不敢放弃对天的信仰,不敢放弃天人感应说;王安石徘徊于天道自然观与天人感应说之间,也没有能力说服宋神宗接受他的天道自然观;反变法派则借机大肆攻击,恰中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弱点。天变灾异使安石变法陷入困境,是熙宁变法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

言谏制度形成于两汉,是自下而上对皇帝的言行进行监督、拨正的制度,它与御史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全部内容。而言谏思想又是言谏制度里的重要内容,是言谏行为的理论依据,在两汉盛行以灾异说、圣者贤人说、前代兴亡说来匡正君失。其中以灾异说最为盛行,两汉时期的人甚笃灾异,以灾异言事对言谏行为有积极效果。     

祥瑞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民间的泛化

祥瑞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祥瑞意识发端于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两汉时期,祥瑞思想系统化并成为一种理论体系,魏晋以后的隋唐时期,祥瑞观念不但作用于当时的政治,而且反过来作用于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