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冀东伪军述评

冀东地区的伪军出现于1933年热河事变。此后在日本的干预下,经过冀东保安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等阶段,至1937年7月瓦解。冀东伪军是日本侵略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冀东伪政权的武力支柱,也是日本“分离”华北的工具。     

滦东抗战文化的三个遗存

1941年,八路军曾克林部东进建立滦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跨越滦河,兵进滦东,是险棋,也是杀招儿.开创滦东根据地后,冀东子弟兵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进可越长城,收复东北三省;退可游击作战,确保根据地基本区.滦东地处华北与伪满洲国交锋,日伪统治严密,在乡村设立高小,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圣战"等强盗理论,强制推行汉奸文化...     

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侵略

对农民进行意识构架的再塑,是为日寇在中国农村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秩序的重要步骤。在“攻心”策略的指导下,日伪不惜费时耗力,在其占领地精心编织了一张铸造奴才思想的无形网络,以达到对农民磨损其爱国心志,麻痹其反抗精神,腐蚀其健全灵魂,培养出依顺日本的感情之目的。本文拟以冀东为个案,对上述过程及其后果作出初步探讨。     

关于冀东农村社会调查的几个问题

<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从组织团队奔向冀东平原和山区调查研究,追寻逝去的历史,到最终撰写出40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了八九年时间。书稿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共分七章:一、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概括;二、冀东乡村的基础政权;三、传统农业的延续;四、冀东地区的手工业;五、冀东城镇的商业与集市贸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在内蒙古东部施行的特别行政制度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地统治,加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始终是颇费心计的.在"民族协和"的口号下,日伪当局对伪满洲国西部边境地区即内蒙古东部蒙人居住的地区,废除清朝以来世袭的王公札萨克制度,同时又考虑到清及民国以来的对蒙政策,采取有别于伪满洲国其它地区的地方统治政策而实施特别行政,逐步将这一地区纳入到日伪的统一行政隶属之下.其中旗参事官制度、县旗复合行政制度在其特殊行政制度中具有特点.日伪当局推行特别行政制度的实质就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在蒙古族居住地区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六朝岭南家族统治新探——兼论家族治下的地方权力构造

六朝政权对疆域内各区域的治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当时岭南出现的"家族统治"现象就是一例。就地域来源而言,可将之区分为在地豪族的"世袭式"统治和侨人家族的"断续式"统治。在地豪族控制州郡主要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及在地方上的领导力;而侨人家族的出任,主要是朝廷欲借重该家族与岭南吏民的"义故"关系。家族治下的岭南地方权力构造是在地豪族联合,抑或侨旧家族合作来控制地方,实际反映了岭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强大。岭南家族统治的出现和延续,虽有其弊端,但能降低中央控制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在非常时期稳定地方统治秩序。     

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社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付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农村的重大影响,蒋介石开始在农村倡导合作运动,组建信用、利用、供给和运销四种合作社。但合作社的组建不但未能改善民生,反而成为病民害民之苦;不但未能达到组织、控制和利用农民,变其为"顺民"的目的,反而日益将其推向了中共一边,蒋介石最不愿见到的"水可覆舟"的历史现象终究不可避免地在他统治时期发生了。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北大核心CSSCI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和非洲等半殖民地实行的外交政策,最早是由英国针对俄国提出并推行的,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俄、法等国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以和平方式维持本国在华贸易优势。然而,英国在推行该政策时"执法犯法",最终只能将其转手于美国。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和非洲等半殖民地实行的外交政策,最早是由英国针对俄国提出并推行的,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俄、法等国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以和平方式维持本国在华贸易优势。然而,英国在推行该政策时"执法犯法",最终只能将其转手于美国。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     

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特点评析(1850—1945)

18 5 0— 1945年间 ,英、法在其殖民地所建立起的行政管理体制 ,集中地体现了其他各类殖民帝国的统治特色。英属殖民地内的行政管理体制大体可分为两类 :在白人移民垦殖殖民地中 ,英国主要是通过建立自治政府来稳固其统治 ;在皇家殖民地内 ,英国则是依赖于专制政府 ,并以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为手段 ,来维护它在这些地区的殖民权益。在法属殖民地中 ,由于不存在建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 ,所以其行政管理体制大都以专制政府为特征。通过这样的统治体制 ,法国在殖民地内大力推行“同化”政策 ,企图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殖民地实行更全面的控制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新桂系的行政督察制度

新桂系统治时期,为巩固广西独树一帜的政治局面,十分重视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其政令的畅通和有效实施。其中行政督察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制度建设。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为加强全省行政的掌控,首创行政督察制度,30年代初成型并全面推行。行政督察制度的实施,对新桂系有效控制全省,推行各项新政,保证省内稳定,维护其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民国地方政制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文教治理

在广西府江流域,明清两朝对这一流官区域的有效控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代推行的军事高压政策并没有能够遏制府江的动乱。清代改变统治策略,推行文教治边。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相互配合下,王朝文教的推广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文教普及的形式出现,并与边疆秩序互为契合,实现了府江流域的长久安定。但是,乾隆中叶以后伴随着文教普及的中辍,带来了"冒籍混考"、"文教空白区"等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动荡。这一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为解决清代如何在边疆地区具体地推行和落实文教治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个案。     

明代藏汉石刻艺术交流的结晶——北京五塔寺金刚座

自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元大都以来,元明清三朝以降的七百多年中,北京成为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都城,中华各民族的化在这里汇合交融,为中华帝都增加了色彩和光辉。由于元明清历朝皇室的崇奉,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多有流传,这与当时统治阶层的大力推行是分不开的,无论它们当时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其结果使得藏族化在北京留下了许多历史遗存,     

日伪时期寿阳县种毒吸毒简况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深感其兵力单薄,据点太少,为确保其运输线的安全,先后在我县各地交通要道和制高点大筑其乌龟壳,并利用汉奸组织新民会、维持会、伪区公所吸收地痞流氓成立警备队,实施其以华治华的统治.日军除军事进攻、掠夺矿产资源外,还推行其毒化政策,号召“爱护村”广种罂粟,并通过汉奸警备队头目大卖料面,毒害我国人民,达到灭亡我国之目的.     

清代双城堡地区编查保甲述略

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加强对汉族人的统治，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这种制度的推行，对维护其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史料对双城堡保甲制度的实施情况作一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