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郭沫若古史分期理论的论辩

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古史分期理论框架下,"西周封建论"、"秦统一封建说"、"魏晋封建论"等学派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陆续提出新的质疑、商榷与批判,"战国封建论"学者则在对来自以上各派种种辩难予以回击反驳的同时,也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进行了补充、订正。以上论辩对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化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无奴说"并未彻底推翻包括郭沫若"战国封建论"在内的传统古史分期理论,但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理论讨论的学术走向。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的辩难,也屡屡暴露出理论上的公式主义和史料运用上的实用主义等突出问题,辩论双方多有偏激武断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术评判的客观与公正。     

日本“疑古”思潮与“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否受到了日本"疑古"思潮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时至当下尚未盖棺论定。从现有资料来看,"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虽然通过间接方式对日本"疑古"思潮中的一些情况,如《崔东壁遗书》新校印本的出版、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先秦天文历法论战以及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有所了解,但了解并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要之,"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学缘关系。     

古史辨“抄袭”公案新探——兼与廖名春、吴锐两位先生商榷

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钱玄同、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是否受到了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直接影响,是20世纪末以来困扰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廖名春指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主要源于"尧舜禹抹杀论"。吴锐则持反对意见,甚至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廖、吴二氏的说法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钱玄同、顾颉刚在当时确曾通过一些间接文本对"尧舜禹抹杀论"有所了解,但了解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推测此中缘由,要在钱、顾二氏并不认为"尧舜禹抹杀论"是一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故受其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抄袭"之说更是无从讲起。这桩学术公案或就此盏棺论定。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古史分期新说述评

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如果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已有70年了。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前50年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评述。50年中参加讨论的学者数以百计,发表的论著不下800篇(部),他们各抒己见,形成了西周、战国、魏晋“三论”和春秋、秦、西汉、东汉、东晋“五说”。尽管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过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78年10月在长春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是对“三论五说”的一次大检阅,以后几年里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70年论说不断的《古史辩》

本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场关于古史古书的激烈论战。对垒的双方,一方主要以《古史辩》为阵地,打出疑古辩伪的大旗,故而人称“《古史辩》学派”,一方主要以《学衡》杂志做炮台,以信古尊经为已任,故而人称“《学衡》学派”。双方枪来炮往,众人摇旗呐喊,整个文史界几乎全都卷了进去,这场笔墨官司陆陆续续打了近二十年,其余波至今未息,真称得起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涉及认识论问题和对传统文化的看法问题,当时的这场争论,应该说,不仅在学术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都有其意义。回顾这段往事,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层…     

津田左右吉的论著及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民国时期为中心

津田左右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其关于日本史和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著作及相关思想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作人、王国维等人的思想和学术生涯中的某一个时期都与其论著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同时,一些同时代中国学者也尖锐地批判津田左右吉的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著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以先存"蔑我文明"之己见"解释事实"、甚至"翻果为因"的致命缺陷。民国学者对津田左右吉论著及学术思想的探讨,体现了中日学术思想交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是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引发的一场由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溯源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人们围绕古代社会性质 ,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很多问题 ,影响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论战中 ,《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论辩阵地 ,对推动论辩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中 ,人们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客观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在尝试中 ,有得也有失 ,学者们进行了总结 ,为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民国学术之历史定位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和学科体系,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较为关注,但也出现了“褒奖有加而分析不足”的偏向,将当时有限的、相对的学术自由加以夸张、美化,对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缺乏深入理解,对民国学者的成就及其局限缺乏理性分析,进而得出了不少错误结论。这种偏向无疑是需要加以纠正的。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如何把握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原因?为此,本刊专门约请了五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究。这些文章,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理论指导,从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审视民国学术发展状况,着力探讨制约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及其影响,分析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及其总体特征,以期对民国学术发展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机遇与挑战: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和几乎同时即已开展的古史重建工作,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距今恰已有百年的历史。一方面,疑古思潮对破除传统的古史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以科学方法重新探索古代文明扫清了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田野为主的考古学相互结合,不断取得新知,对早期的疑古工作多有匡正。正是在这百年来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中,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建设性的学科概念,影响卓著的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济的"古史重建"、张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