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镇戍营兵中的基层武官

明代镇戍营兵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武官,按职能可分为中军、千总、把总等管营官与操守、防守、守堡等守土官两类。官职由督抚等从宜设置,人选由督抚等自行委用,是这些武官的基本特征。这种管理体制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寄在武官管理层面取得一定的平衡,并可发挥搜罗、储备军事人才的积极作用。基层武官的选任称为"镇巡会选",其人选来源最初限于卫所世职,兼及武举,嘉靖中叶以后发展为多途并用,日渐冗杂。其中,行伍出身的基层武官不在军政考选的范围之内,成为武官管理的一大漏洞,产生诸多消极影响。镇戍营兵基层武官管理的积弊,是明季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

在明代,基本上各府州县都编有地方志,而与州县民政系统并列为明代两大管理系统的卫所则较罕见志书编纂,因此其信息多保留于州县志书中。方志如何记载卫所信息不仅是修志体例问题,还折射出明代军政、民政系统间的关系变化,是民政系统官员的一种政治表达。纵观现存明代府志对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地方志对于武官群体的记载、如何记载则因地而异,详略不一;嘉靖朝以降,逐渐有新的地方志补充卫所武官群体相关信息,更为完备。这一转变与明中后期的局势变化、地方志纂修者希望借此激励武官,以保障地方安全有关,是明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武官员、卫所与州县间的关系和地位转换的体现。     

明代武举与武官选任新探

明代武举由正统年间考试选拔京营、镇戍将领的政策发展而来,是军制与武官制度演变的产物。武举会试、乡试俱开设于天顺八年,最初以荐举的名义推行,成化末年始有武举之名。因将领选任资格和职业户计制的限制,武举长期只能发挥从卫所武官中选拔将领的作用。嘉靖中叶以后选将资格放宽,户籍限制也被突破,武举方成为军民进身为将的重要阶梯。明后期的武举在录取规模与任用规格两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武举制度发展的顶峰。武举依赖政策保障,在出身主导的低级将领选除中超过了世职,但在功绩主导的中高级将领升迁中仍逊于世职。明季过度重视武举,任用大批缺乏练兵作战经验的人员为将,是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明代识字兵初探

识字兵是明代军制管理中为解决基层文书运行问题而出现的职役。洪熙时已有各级武官私下甄选的情况,迟至弘治末该做法得到朝廷认可,并被纳入军事体制。这一转变,使得军中基层文书人员的安排可以绕开吏部考选而由武官直接选用。至此,由国家单独掌控的基层文书权力转由国家力量和武官群体共同控制。识字兵不仅管理军中册籍,还行使信息传递、赋役催征等职能,在文书运转的末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识字兵待遇低、名额少,这种节流政策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收取例费、贪腐舞弊,最终对明代军制运作的效能产生了危害。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为满足军中文书行政的需要,识字兵数量超出规定名额成为常态。     

道光朝大计官员处分人数考

所谓大计,是清政府于顺治初年在承袭明代"外察"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官定期考核制度,是与"京察"(京官定期考核)和"军政"(武官定期考核)相并行的清代"激扬大典"之一.它每3年举行1次,"册报责在抚按,考察责在部院,纠拾责在科道"①.并且,但凡大计,均评定等差,"优者列为卓异,劣者分别轻重,置于八法"②.     

湖南博物院藏清代“凤凰花黼黻”考证研究

补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官员服饰的主要饰件,用以标明官员身份等级,佩戴于官员服饰的正后背及胸襟,运用织、绣、缂丝等工艺制作,分文官与武官补子。文官等级纹样为“禽”,武官纹样为“兽”。清代补服等级制度基本上沿用于明代,但是随着满洲贵族王朝的建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其在装饰纹样风格上有了不少变化,有着鲜明的清代补服特色。     

元初八番顺元地区管辖权变动问题研究

元朝改变了宋代对八番顺元地区宽松羁縻的治理模式,推行较为严格的宣慰司、土官制度和与内地一致的镇戍制度。在征服八番顺元地区的过程中,川、滇、湖三省围绕其管辖权问题,展开了一番争执。元廷以军政制度推行和地方稳定为考量,以行省力量投送水平为依据,先将八番顺元地区划归四川行省,后短暂划归三省交替管辖,最后划归湖广行省。元廷对八番顺元地区的治理模式,在由羁縻制向土官土司制转型过程中,推行宣慰司、镇戍制等军政制度时,与该地区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不断磨合,是管辖权出现复杂变动的主要原因。     

李媛著《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出版

李媛著《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于2011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3万字,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论六个部分,是关于明代国家祭祀制度、活动及其内涵研究的一部力作。本书系统梳理和考察了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的制度设置、机构管理、仪式规范、组成要素、信仰内涵、     

明代庶吉士考论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开创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它创立于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八年正式定名,并于有明一代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庶吉士选拔的对象基本是新科二甲、三甲进士。其考选一般由内阁会同吏部、礼部考试,最后由皇帝定夺。与明代士人为求应试而专习八股文相比,庶吉士学习和考试的范围有所扩大。庶吉士平时的学习和考试状况均有档案,是散馆授官的依据。翰林院官职是庶吉士散馆后的主要流向,其次是在京各种官职,外放为官者人数比较少。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论明代朝觐考察的作用与影响

明代朝觐考察制度是明代统治者针对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明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建制完备,贯穿了明代的整个历史进程,其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直接关系到各级地方官吏的切身利益和各项政令的下达实施,同时也促进了明代当时吏治的整饬和官员队伍体系的更新换代,并为其后的清代所效法。但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日趋腐败和制度的逐步僵化,使得朝觐考察过程中考察不公、处罚不严等诸多弊端逐渐显现,直至明亡。     

从官员考课看清初满洲贵族制度建设的原则

考课制度是国家定期考察官员的制度,是清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考课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断选择、取舍的过程,到雍正初年,最终确立了以京察、大计、军政考察为主体的考课制度。本文探讨了清初考课制度的确立过程,揭示了满洲贵族在制度建设方面所遵循的诸多原则。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一份藏于民间近四百年的"乡规民约"

最近,泸定县沈村地方发现明代万历年间《合约》。这是一份有关边茶贸易的民间《合约》,由沈边土官余景冬与当地众“耆宿”和商家代表以及“把式”（朝廷的地方武官）、“明镇官”（打箭炉地方长官）的管家等,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共同签订,距今近四百年。     

“衣冠禽兽”原非贬义

"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具体的规定是:     

明代官员改调制度初探

官员改调之法是明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有着成熟的改调方法和原则。官员改调制度与考满制度、久任制度皆是明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共同在明代官僚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作用。官员改调制度作为明朝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代都有深远影响。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处买军妻？——明代佥妻制度研究

佥妻制度发韧于明代军制,旨在抑制军士逃亡,对清勾、解军等军政影响深远。早期佥妻主要用来辅助完成清勾军政,弘治以后佥妻制度逐渐脱离清勾军政独立存在。起初,军士无妻者只解本身,随着佥妻条例强制效力的加强,无妻者改由军户或地方为之娶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佥解的军士、军妻数量,但也加深了军妻觅雇的弊端。解军及佥妻以其广阔的影响力笼罩着明代社会。有司将佥妻等徭役平均分摊到各里图的决策,减轻了军政负担,避免了佥妻政策难以维系的局面,但也不断消耗着地方社会的自治效能和民间财富。佥妻条例的种种弊病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政令堆叠的积重难返。佥妻及其实践也提供了一个从制度层面持续观察明代人口性别结构变化的视角。     

明代云南书院考析——以明清云南方志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认为,明代云南书院建设应始于明代弘治年间,最早应兴起于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一带;就其所建书院数量而言,整个明代云南各地所建书院大致可确定为78所。明代云南书院建设与当时全国各地书院建设大致同步,书院建设地域集中,书院一般由各地方官员动议而建,明代云南书院建设与王学入滇也有一定关系。     

明代云南书院考析——以明清云南方志为中心

文章认为,明代云南书院建设应始于明代弘治年间,最早应兴起于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一带;就其所建书院数量而言,整个明代云南各地所建书院大致可确定为78所。明代云南书院建设与当时全国各地书院建设大致同步,书院建设地域集中,书院一般由各地方官员动议而建,明代云南书院建设与王学入滇也有一定关系。     

明代武职纳级述论

明代军民、武官通过捐纳升除武职,称为"纳级",始行于正统四年.明中期以后,朝廷为弥补财政匮乏而频繁开纳,又出现T加纳世袭、纳赀免比试、幕兵升级等形式,所需财物数量则随武官地位的下降而减少.嘉靖中叶以前,纳级主要得虚衔,对武官铨选影响较小.明后期,纳级已是武官四大来源之一,朝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任用纳级武官规范,对铨选产生较大影响.纳级对打破资格,招徕无缘世职或难中武举的牵杰之士有积极作用,但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使纳级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实际上加剧了军队的腐败和铨选制度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