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留学派的构建与运作：以朱家骅与洪谦的交谊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欧陆留学派盛极一时,到40年代已分化为德奥留学派与法比瑞留学派。德奥留学派在留德派领袖朱家骅的引领下,积极谋求资源,拓展影响。1942年年初,在朱家骅的支持下,西南联大教授洪谦创办《学术季刊》,聚集留德奥学人开展学术活动。相似的教育背景涵育共同的价值观,留学资源不但构建学人交往的认同基础,还成为缔结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朱家骅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及教育部时期,留德奥学人颇受重用,渐成一脉,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舆论称"朱家骅派"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

从1939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宪政运动中,中间势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统区,各中间党派与中共并肩作战,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推进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对这一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进行系统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没有群众”:胡庶华与战时西北大学校政

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城固县,日军鞭长莫及,首任校长胡庶华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大学原有权力格局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局面,毫无"群众"基础的胡庶华周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三青团、中共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一面通过大力扶持三青团、争取国民党中的非CC系力量和示好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等措施,争取已有"群众";一面调来乡党、旧部、学生,扩大"群众"基础。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的同时,胡庶华也尽力争取陈立夫、朱家骅等党国要员的支持。胡庶华以政治家的手段推行校政,努力两年,最终还是被西北大学旧人依托国民党CC系力量控制的区党部挤出学校。校缘与党派力量的结合成为左右西大校政走向的关键因素,区党部沦为争夺校政控制权的工具。     

论"丁家党"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期的作用

以丁惟汾为首的"丁家党"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过程中,曾发挥过十分特殊的作用,一度形成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一方面,它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改变了国民党中派系力量的对比,削弱了反蒋势力,为CC派的迅速崛起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权力分配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与活动,使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加剧了南京政府的动荡和内部斗争.     

朱家骅为在华各教会大学募捐及发展事复司徒雷登函一件

在本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有一封教育部长朱家骅在1946年10月间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函稿之中英文本,朱家骅在此函稿中对司徒雷登请其为在华各教会大学因经费困难赴美募捐事给予证明作了答复,文中并谈及了他个人对外国教会大学作用及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评价,可供研究这一专题之参考,特选出公布于后。文中括号内文字系原稿所有后被作者删节及修改者,为提供研究比较,特一并保留公布。     

昆明惨案

本月一日,在昆明发生了全国二十年来未有的大惨案。昆明学生为了表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于上月二十五日举行大会,决定罢课。本月一日,国民党派大批特务,到各校强迫复课,在师范学院、联合大学、法学院等处投掷手榴弹,学生四人重伤逝世,十三人受伤。昆明大学教授及中学教员二百余人,为抗议国民党当局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宣布罢教。各阶层人民,已经动了公愤了。     

孙科与“五五宪草”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部曾存在着民主势力与独裁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孙科为核心的“太子派”,为反对国民党内的个人独裁势力,曾作出过积极努力。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孙科被各派公推为行政院长。1932年1月1日组阁的孙科政府,面临着财政和外交两大危机(财政上宋子文设置障碍弄不到钱、外交上力主抗日得不到蒋汪支持),仅仅1个月,因无法支撑局面而只好请求辞职。是年2月,孙科开始出任立法院长。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态度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和参与,是中共试图在国民党的话语系统里进行合法斗争的一部分。中共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经历了要求修改国民大会法规、取消旧国大代表实行普选和斥之以"伪"三个阶段。其中充分表现了中共的政治诉求及高超的和平合法斗争的艺术。国民党本想通过国民大会来树立民主的形象,但是中共的要求显然更民主,且也符合民主党派分得一杯羹的愿望。因此,中共联合中间势力,反而弄得国民党狼狈不堪,即使到了最后决裂时,也还能拉最大的中间派别民盟同去。     

美国大使驻留南京的背景考察——以1949年国民政府南迁为契机

美国作为国民政府在二战时期和战后的盟友,一直竭力地扶持国民党,尤其是国共内战时期,更是大力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但是到了1949年年初,国民党军事和政治都接近崩溃之时,选择南迁都城。而此时美国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跟随政府南迁,而是留在南京选择和中共的接触,这成为了当时让各方势力感到奇怪的事情。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对于国民党已经失望透顶,正在努力拉开与国民党的距离,避免陷入与中共关系的死局。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     

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述评

1935年 1 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影响。从五全大会开始 ,国民党自 1 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发生了某些变化 ,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亲英美派势力占据上风 ,国内政策也出现了局部的松动 ,国民党在形式上达到了新的统一。这对后来全面抗战的爆发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根据 1 92 9年 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修正案的规定 ,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两年举行一次。…     

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

抗战中后期,面对中德关系由危机转为断交、宣战,朱家骅以各种方式作出反应,在关注和干预对德舆论的同时,指示国民党敌后组织及有关人员建立对德工作渠道,妥善安置在华德侨,为战后两国关系的恢复创造条件.作为现有研究的延续,①本文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未刊朱家骅档案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及有关活动进行梳理...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贵大学生运动

一一九四六年,我进入贵州大学读书。校长张廷休(C、C、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统、军统学生以及肯年军联谊会的骨干分子严密地控制着学校。当时,校内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只有个别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分散地进行一些活动。张廷休曾以此吹嘘说:“贵州是国民党的圣地,贵州大学则是圣地中的圣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实行法西斯独裁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