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是一门迷人的科学,许多时候连考古学家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考古发掘中,有时你越是期待着的东西,似乎越是不那么如意;可是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它却出现了。考古学还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科学,并不是考古学有多么神奇,而是考古发现的神奇。青海民和县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遗存,就很能够说明这些。     

二里头断代 我国碳十四测年的一个缩影

<正>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伴随着我国碳十四测年从建立之初到逐渐发展,再到进一步提高的每一个过程,体现着每一个阶段的研究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它既是实践者也是见证者,其本身可以看作我国碳十四测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验室从空白起步判定考古遗存的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说,考古学的年代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之说。相对年代表示考古遗存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侧重表示考     

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考古学是通过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考古学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古代都城是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和对象,都城是国家的历史缩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基于上述情况,历史考古学以都城考古学为重点,都城考古学中又以宫城考古学最为重要。中国考古学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的殷墟考古发掘,近七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古代都城(包括宫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二里     

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科学价值解析

铜绿山是我国科学发掘的第一个矿冶遗址,考古成果证明了它是世界铜矿冶遗址中开采规模最大、采冶时间最长、冶炼水平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文化遗产。考古资料证明,铜绿山矿冶遗址的采矿技术己经达到较高水平(体现在由露天开采转入地下井巷开采的生产方式变革,包括在地下发明探寻铜矿脉技术、掘进拓展技术进而催生井巷的支护、通风、排水、照明、提升等一系列复杂而又自成体系的科学采矿技术)。此外,它还拥有半自动化的洗矿技术,高超的冶铜技术,专门类和系列化的生产工具,发现了与矿冶密切相关的生产者公共墓地,等等。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开创了一个分支学科——矿冶考古学(亦称冶金考古学)。多学科的矿冶考古成果不仅开辟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因其规模之大,采冶技术水平之高、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内涵之丰富、遗址保护和展示任务之繁重而备受关注。     

石器解读——以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为例

石器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在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以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石制品为中心,通过对其石材获取方式、石制品加工技术体系、使用方式和使用功能等几方面的综合分析,认为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石制品组合所体现的技术内涵,可能为后来的人类的定居,并开启全新的生活模式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史前时期文化层形成原因初探

文化层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涵义的成层堆积的总称,是一种特殊的地层类型。史前时期文化层的形成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遗址的文化层,同一遗址不同区域的文化层,有着不同的形成原因,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在史前遗址文化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反映了不同的堆积过程。     

三元宫遗址的分期及其文化性质

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期有利于建立起洞庭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确定其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可以揭示出洞庭湖地区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规律,进而折射出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部分演变过程。近年已有好几位同志对这一遗址作过研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周口店石英制品和丁村尖状器为例 裴文中学术思想初探

<正>裴文中先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者,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因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蜚声中外。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山西襄汾丁村遗址是裴文中先生研究最为深刻的两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昭示作用。     

考古遗址学——考古信息的嬗变与传递研究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由多个环节构成,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研究流派,但不同环节之间缺乏理论上的关联。考古遗址学是一个沟通不同环节的理论框架,以考古信息为媒介研究其传递过程与变化,从考古信息的形成直到最后考古知识的公共化。这一框架完整地包含了考古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环节,它也是考古学的基本认识论。     

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

关于考古学的年代问题,主要依据两个方面:一是层位学,即遗址发掘中的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发掘中的打破关系与纪年墓;二是类型学,即房子、水井、窑和墓葬的形制,以及器物的早晚变化规律。但是,以往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十年中国学术界关于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述论

统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匈奴族聚居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近十年来,统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本文从统万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新发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及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薛家岗新石器遗存分期的讨论

潜山县薛家岗遗址位于皖西南,处于大溪·屈家岭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和“宁镇文化类型”等文化分布区的“接触地带”。正确而且精细地认识处于这种地理位置中的文化遗存,对于史前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薛家岗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它的文化遗存归属的复杂性。苏秉琦先生等认为它当属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宁镇文化类     

百年等待:甲骨文再现人间

近日,商代甲骨文在济南大辛庄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这是自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以采的第二次发现,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它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此次发现,必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考古学家聚焦大辛庄遗址 2003年3月,山东大学考古系方辉教授任领队的大辛庄考古队进驻大辛庄遗址。这支队伍,由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应增“准确性”标准

<正>建筑遗址的复原研究,是一种由建筑史学、考古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学等多学科紧密合作的学术行为;同时,它也是文化遗产保护链条中的一环,是针对建筑遗址的"阐释"行为,可将消逝的建筑形象、背景文化、建筑中的古人活动带回当代,是一种谋求把不易看懂的建筑遗址变得让人看得懂的"翻译"工作。"真实性"作为所有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当然可以且有必要引入来指导复原研究的开展,但又不能简单套用。作为初始依据的考古遗址以及检测信息(如科学测年的成果、分析化学得出的材料成分等)当然是真实的,但由此展开的复原研     

试论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本文的东夷文化是指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它有产生、发展、繁荣和消亡的过程,同时又有融合和传播的过程。在融合、传播的过程中,对日本绳纹文化、弥生文化遗存,无论遗址、聚落、墓葬形制、稻作农业、习俗诸方面,还是制陶工艺、器表装饰风格以及陶器、石器的形制等方面都与东夷文化有密切关系。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都是世界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共同深入研究。     

考古学次生堆积的研究与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当代考古学的目标从器物描述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信息提炼,对考古遗址中文化堆积改造和遗址形成过程的了解,便成为田野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面。虽然,对过去社会文化和人类活动的了解取决于考古学家对遗址的仔细发掘和采样,但是发掘和采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考古遗址从形成开始,不但受到人类活动的改造,而且在使用时和废弃后的漫长岁月里,还会被堆积后的自然和人类动力破坏得面目全非。所以,如果要科学地认识考古学文化,仔细分辨人类和自然对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就必…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