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清代学者章学诚与戴震曾就方志纂修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论争。关于论争的原因,晚清民国学者多从心理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分析,今人的分析则兼及二人现实境遇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多将此次论争视作学派、学科之争,但这种观点遭到当今学术界的质疑。如何评判章、戴双方观点,早期学者倾向扬章抑戴,而近年来出现"为戴震正名"的趋势。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方志著述性浅见

一 方志在编纂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如在性质上,有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之争,前者重地理沿革,而后者贵地方文献。在资料性质上,则有重载籍和重调查之别,如洪亮吉主张“修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另有主张“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在编纂方法上,有纂辑派和撰著派两体。此外又有拟史派和拟经派、尚简派和尚繁派、厚古派和详今派之分,等等。     

方志学科属性研究综述

对地方志学科属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汉代,郑玄把方志视为古国史。唐代,颜师古把方志视为地理书。宋代,多数学者认为方志为历书书。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地理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历史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民国间,出现了方志是“亦史亦地”的说法。对于方志的学科属性,有     

谈方志批评

方志批评是一种方志现象,它伴随着修志活动而产生,并与志书编纂共同发展。方志批评以志书和修志活动为对象,没有志书编纂,就不会有方志批评。志书编纂可以从方志批评中得到启发和指导,离开了方志批评,志书编纂中的经验教训就难以总结,志书编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易解决,志书质量也不易提高。因此,研究方志批评的作用、规律、性质和任务,探讨方志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方法．明确方志批评者的修养等问题,不仅是新志书编纂实践的需要,也是新方志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结合方志批评中的一些问题谈点看法,希望能引起志界…     

方志文化特点及功能之我见

传统方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在方志文化中处处留痕,志书为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内容全面且地域特征鲜明,青史留名的利益驱动使各级官员普遍重视修志,名人修志保证了志书的学术品质并丰富了志书的样式,方志独有的资料来源和文本性质使方志的权威性得到世人认可,史官的品行和操守对方志编纂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方志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方志本身就具有帮助人们完成文化认同和树立文化自信的价值,方志编纂活动倡导和强化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尊崇,志书的编印使深藏于官府和散见于民间的相关资料得以公布和传播,方志编纂活动记载了风俗史迹并教化了社会群体行为,修志活动为知识分子表现才华和实现人生追求提供了机会与平台。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章学诚美学思想评述

言“美”而不论“美”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与著名经学大师戴震在宁波道署就方志的编纂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戴震对章学诚所撰的《和州志例》甚为轻视,傲然地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章学诚则回答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当时在场的宁、绍、台兵备道冯弼方也向章学诚发问:“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章学诚则答曰:“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道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修,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上述引文均出自《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这段言论说的是修志必须详近略远而不宜“统合古今”,“统合古今”非但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能求得良好的质量。所以,修志必须以前志为基础,续其所有,补其所无,订正其失。为了实现“经世致用”的方志观,也是为了批驳戴震的“修志不贵古雅”的论说,章学诚强调了“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     

对章、戴论争的再认识

清代,特别是康乾间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大突破。那时的方志论坛上思想活跃,争论迭起,其中章学诚与戴震间的论争颇具代表性,且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今天,再回顾和研究章学诚与戴震间的那一场     

从民国《续修大竹县志》看方志发展

我国编修志书从晋到唐逐步形成,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到民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尤其是清代,不仅志书数量空前．而且理论研究也在不断进步．更是涌现出了章学诚、戴震等著名的方志学家。探其形成根源,一则是清朝本身历史久远,拥有近30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资料宝库。二则是拥有众多学识渊博的修志仁人志士。他们矢志从事和研究修志工作。同时也顺应了“盛世修志”的一般规律。历史衍至民国时期,战事不休,经济况敝,民不聊生,按常理讲哪有条件修志呢？况且民国仅38年的历史,     

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

戴震与章学诚争论方志属性,提出方志"悉心于地理沿革"的"地理专门"说。戴震的说法,并非故为新论,自隋唐以来这种持论就代不乏人。从隋、唐、宋、明、清正史经籍(艺文志)到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等历代学人,都与戴震异时同声。这种把方志视为地理书的学术观念,往往发生于时代鼎革之际,为振世救急、讲求实务的时代潮流所激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工具理性特质的具体表现。     

精品志书与精品方志

"精品志书",既是对一部志书的评价,也是对编纂工作的质量要求。"精品方志",则是对包括志书在内的方志产品及方志编纂工作和地方志事业的高点定位和专业要求。二轮修志树立新的理念,提出打造精品志书的目标任务,总结以往的基本经验,研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探讨打造精品佳作的方法途径,组织实施精品志书工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应该将"精品志书"的着眼视角,扩大到"方志精品"的领域范畴,进而提升到"精品方志"的更高境界。     

方志实体论

这期方志论坛发表了张乃格的《方志实体论》和朱晓京的《新方志系统结构的优化》两篇文章,都是在议论第一轮新修志书的基础上,提出续修志书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方志实体论》指出:不能舍本逐末“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事物的宏观概括”上,“强调地方志记述的主体是实体性事物”;《新方志系统结构的优化》则分析新修志书系统结构的利弊得失,提出优化志书结构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关系到我们续修志书的编纂决策和编纂质量。同时,首届修志我们只能借鉴旧志,而旧志离我们相对遥远,时代差距较大;续修志书,却不能不吸取首届修志的经验和教训。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对续修志书的研讨,欢迎大家参加议论首届修志的得失和借鉴意义,欢迎大家撰写这样有实例有分析有主张的研讨文章。     

试论中国方志编纂者的文化创造

纵观方志编纂历史的足迹,清晰地表明志书质量的高低、价值的大小,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编纂者的素质,更在于编纂者的文化创造精神。 在中国漫长的编史修志进程中,多数人是把志书的编纂者与世纪文化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优秀志书的编纂者也从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末年,汉代刘歆在编撰《七略》时,就包含了对著作者文化创造精神的肯定。《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的历史巨著,人们在谈论作     

自立门户 创设新科——也谈方志性质

所谓方志的性质,是指方志所具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独有的科学属性。辨明了方志的科学属性,才能使所编纂的志书和其它学科著作明显的区别开来,才能使所编纂的志书从它的形式到内容都符合于志书的体例和要求。而符不符合志书的体例和要求,是衡     

方志本体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国性修志工作,已持续10多年了。一批新志书陆续出版发行,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方志工作者在理论领域里也有所创获,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方志理论滞后于方志实践的问题,它所形成的消极影响,不断在修志实践中显露出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理论建设问题,这将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助于志书编纂质量的不断提高。     

弘扬方志文化构建方志学科--读《中国现代方志学》感言

长久以来对地方志的定义和属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康乾年间地理派戴震和历史派章学诚的争论影响深远,至今某大学地理系一教授应邀在某方志培训班讲课时,仍说地方志是地理学的分支,要求按地理学纂修地方志。其实地方志早已姓“志”了,只是与史地两家有血缘关系。北京社会科学院曹子西、朱明德任主编、陆奇任执行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总撷旧论,博考新著,用大量史实全面系统记述了地方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历程,明确提出是当代中国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其本质属性是资料性著述。     

用“特大馆”展现“完整常州”——江苏省史志馆联盟常州系列馆组建的做法与探索

<正>一、方志馆建设的现实与江苏省史志馆联盟的构想进入21世纪，全国方志馆事业发展迅速。方志馆发展早期，其性质是专业的志书编纂机构，后与丰富的志书文献资料收藏相结合，成为志书文献编纂兼收藏、利用和研究中心。随着方志文化的弘扬光大，方志馆开始增加以修志历史和方志文化为内容的展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