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儒户、生员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以基层儒士优免为中心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明代调整基层儒士管理制度,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乡饮酒礼的宾贡职能一度凸现,宾贡仪式独占了乡饮酒礼之名,而尊德尚齿的乡饮仪式则名为正齿位。此后,宾贡乡饮酒礼逐步转化为科举制的配套仪式鹿鸣宴,进而脱离乡饮酒礼的范畴。在此过程中,乡饮酒礼渐趋缩小为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社会的礼仪仪式,并进一步发展为地方儒林盛事,在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来到都城大都,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一些人在京城做了官,更多的得官而归。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土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传统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论传统儒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开始了它向整个社会传播、普及的历程,儒学逐渐走出上层社会,开始真正融入到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推进儒学思想的大众化,儒士们不断努力,终于探索出如兴科举、撰写蒙书、制定族规家礼等有效途径,并在强化主体、注重导向等方面有所建树。由此传统儒学大众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元代游学初探

游学是元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求学方式,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儒士游学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改变自己处境的机遇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条件。元代游学主要有到各级儒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民间拜师游学以及到地方书院、义塾游学等方式。游学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游学生活比较艰苦。元代游学的盛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元代儒士的处境以及元代教育的特点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游学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游学改变自己处境的努力。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有利于弥补元代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从乡饮酒礼到千叟宴(下)

正(三)礼书上的设计,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中是否确实实行过,学者们存在不少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秦汉时期地方并没有实行乡饮礼,实行的是一种"正齿位礼",因为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正齿位"与"乡饮酒"同时并存,前者只是作为后者的一种附录文献而被一起记载的。这恐怕都是皮相之见。孔颖达、贾公彦已说得很清楚,乡饮酒礼包括宾贤、序齿、乡射、蜡祭这四种功能。也就是说,这四种礼都可归入乡饮酒礼。只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     

乡饮酒礼探微

乡饮酒礼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食礼仪。由于古代文献对这种礼仪的产生、内容、特点及其影响的记载十分简略,后人对此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从古至今许多经学家对此均含混其词,不甚理解。本文试图通过对乡饮酒礼的探讨,为中国饮食礼俗理出一个头绪来。一、何谓“乡”与...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清初顺康时期 ,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写下达 2 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 ,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 ,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 ,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 ,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 ,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 ,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这些表明 ,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在此时已呈衰势 ,但仍然是学坛的主流派别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在较长的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An Analysis of the “Little China” Ideology of Chosŏn Korea

The Chosŏn dynasty founded by Yi Seong-gye was closely involved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Chosŏn Korea called itself “Little China” due to the following two policies: mohwa (admiring China) and sadae (serving the greater). Chosŏn Korea traced its origin back to the dongyi (Eastern Barbarians) and claimed itself the only nation that had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Yi” (barbarian) to “Hwa” (Chinese) in the Chinese world system. References to the sage Kija (Jizi) in mor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indicated the beginning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thus the worship of Kija was consistently implemented. The ritual and cultural systems in Chosŏn Korea imitated those of China. The policy of admiring China,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e worship of Confucius comprised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Little China” ideology. After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Chosŏn Korea did not acknowled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onsidered itself the only and true China.     

扬州学派形成考论

江北古学的兴起,由王念孙首倡,以汪中为中介,结合了李惇、贾田祖、刘台拱、朱彬等学者,组成一学术社群,抨击宋儒之学,宣扬考据学风气。扬州学者建构了考据学系谱,以团结同道。此外,婚姻圈和服务于幕府也为扬州学者提供了相互之间的认同,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探春形象之悲剧意味及其时代的历史困境

一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杰作。但探春形象却使我们产生了疑问。她的的性格存在着矛盾的两极,在众姐妹中她心地仁厚又让人敬重。而对赵姨娘却表现冷漠与薄情。这反映了她性格中扭曲的一面。她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自觉认同,显示了专制社会不合理、非人性,具有浓厚的悲剧意味。而曹雪芹对探春所抱的欣赏态度,不仅反映了作本人思想上的局限性,更象征了一个悲剧时代的历史困境。本拟从历史、政治化的角度就此进行探讨,以求《红楼梦》真实的化蕴义,并待方家指正。     

宋代的自然观察:审美、解释与观测兴趣的发达

本文以地理学为核心,从知识兴趣的角度对宋代的自然观察及其解释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宋代学者中,不仅以山水游赏为目的的审美性自然观十分发达,更积极地观察、观测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在当时的学者中间,从客观的角度探索自然并解释自然并非个别案例,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外,甚至有部分学者抛开形而上的讨论,积极地对长期观测的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表现出了浓厚的经验实证思想。虽然这表明当时的自然知识累积与发展出现了新的方向,但是它们并没有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或在于这些新的因素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改变儒学知识分子认识自然的基本方式。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