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粤东客家乡村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中心

宋明以来,随着粤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之而出现的“峒寇岛夷”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化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陈春声、黄挺等时贤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教授认为,“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对于广大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司马彪《战略》与《兵记》关系管窥——以著录和引用为中心

司马彪所撰兵书《战略》和《兵记》不见于今,清人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子史钩沉》专门辑有司马彪《战略》一卷。然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梳理与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八卷本《兵记》或为单行《战略》,二十卷本《兵记》为《战略》与《兵记》的合集,《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十二卷本《兵记》为单行《兵记》。从现存佚文来看,《战略》与《兵记》当成书于司马彪泰始中任秘书郎之后,系从众多史籍中钩稽史料缀集而成,内容多为军中实例而非单纯理论,故二书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这与司马彪史学家的身份密不可分。另外,《晋书·司马彪传》言及彪之著述,唯独不载撰写《战略》或《兵记》一事,主要是由于《晋书》编修者将其列于史学家之列而非皇族之列,刻意彰显司马彪的史学家身份与成就而对其他方面的成就有所取舍。     

1860年的太平天国——以容闳《西学东渐记》为例

《西学东渐记》是容闳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其中描写考察太平天国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从容闳的经历和认识思考上反映出了1860年太平天国的基层运作、政权性质、官职设置、政策、太平军成分及宗教思想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可以窥视出太平天国大致概况及前景。     

陈宏谋与洞庭湖水患治理——以《陈榕门先生遗书》为中心

在贤臣辈出的"康乾盛世"中,陈宏谋与两江总督尹继善和云贵总督张允随一起被誉为"最贤者."数十年外任期间,陈宏谋尤其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湖南洞庭湖区正是其治水事业的最后一站.早在乾隆二十年首任湖南巡抚时,陈宏谋就对洞庭湖滨堤垸岁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指导.再任湖南巡抚时,于乾隆二十八年提出了禁止洞庭湖滨私筑垸田、以防湖面愈...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等典籍,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记载多有不详,但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详细记录了他以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享受引伴、护送、朝觐,及官方提供之交通工具与食宿等待遇情况。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不仅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而且亦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及其整个外交政策之复杂性。     

以“议”为“记”的范例——解读《昼锦堂记》和《韩魏公醉白堂记》

欧阳修《昼锦堂记》和苏轼《韩魏公醉白堂记》均为以“议”为“记”的范例。     

浅析北魏时期洛阳的社会风貌——以《洛阳伽蓝记》为例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北魏洛阳佛教寺院布局及其形制的作品,同时也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实。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本文从北魏时期的经济状况、里坊形制、饮食等方面窥视当时的社会风貌。     

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动向——以《环境史》期刊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2000～2010年《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所刊论文和书评为基础,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对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动向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但继续拓宽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围,而且还对过去的研究主题进行重新思考.与此同时,不断地涌现着新的环境史研究热点,如海洋环境史、环境正义、少数族群等.此外,综合环境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     

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及两岸民间信仰比较——以粤东梅州与北台湾为重点考察

客家人迁台的时间,虽然比较闽南人迟,但他们在参与台湾岛的开发与建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小视。关于客家人北台湾的开发,以及梅县与北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学界已发表相当多的成果,本文是作者在参考学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田野考察与地方文献资料所作出的初步分析,意在探讨客家文化的传承,祈望学界多多教正。内容包括：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北台湾的客家民间信仰特点、粤东梅州客家民间信仰特点、思考。     

透视日本隐逸思想的内涵——以日本三大随笔之一《方丈记》为例

平安末期鸭长明（1155～1216）所著的《方丈记》与《徒然草》《枕草子》,并称日本随笔文学的＂三璧＂,作品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以及作者独特的看法都是值得后人思考、引荐和学习的。本文主要从《方丈记》入手,分析作者当时的思想情感及人生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环境开发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讨论——以西塘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的不断恶化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发展观、价值观和环境资源观,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人类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建立一个人类和自然和谐的发展关系。本文以西塘环境开发与保护为例进行研究,以期为西塘环保与开发工作提供参考。一、引言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的不断恶化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要重新审视传统的     

《艺文》杂志与太平洋战争——以1944年为中心

1942年1月,在伪满洲国弘报处的安排和支持下,作为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喉舌和宣传工具的《艺文》杂志发刊。至1944年6月,太平洋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配合南方的侵略战争,扭转颓势的战局,重新易主出版社的《艺文》杂志,其编辑方针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试论儒佛孝亲观的融合与区别——以《孝经》、《孝论》的比较为中心

孝亲问题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重要主题。《孝经》、《孝论》分别是儒佛孝亲观系统形成的标志,从两者的比较中可见儒佛孝道观的融合与区别。     

框架与归因——玄奘《大唐西域记》对古印度报道的研究

本文以《大唐西域记》有关玄奘到达、停留、离开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记载作为样本,采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考查了玄奘对古印度的报道框架及其特点,并分析了形成这种框架的原因。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四库全书》与清代国家意识形态考论——以忠节观为中心

清廷纂修《四库全书》,不仅是一个文化工程,还是一个思想文化整合工程,是清朝推行文化与思想统治,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忠节观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有必要进行深入阐释.明确清代国家忠节观的内涵,归纳出清廷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塑造国家忠节观的途径.借以呈现清廷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推行文化统治的不懈努力.     

全国抗战前夕边疆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以《禹贡》与《新亚细亚》的比较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震惊于东北沦陷,转而反思边疆施政和建设之得失,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及现实问题受到空前的关注.边疆话语的构建和传播成为一时之兴,而刊物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的短短几年中,以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刊物大量涌现.《禹贡》半月刊和《新亚细亚》月刊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二者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性.本文拟通过对两刊的比较研究,管窥和探讨这一时期边疆话语构建和传播的情况、特点和社会影响.     

类书与科举的互动交融——以敦煌写本《语对》为中心

敦煌写本类书《语对》是一部类语体类书,其骈体对句的行文体裁满足了科举考试中诗赋创作的对偶需求,精于事典的文本内容多来自正史、《文选》等科考教材,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利于意象的累积与文章的快速生成,这都使得《语对》不再只具有蒙学意义和文学属性,更是科举考试中的利器。《语对》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考察的知识之间有着高度统一,《语对》中既收录有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有考生在科举考试答卷时可用的典故,起到了对知识的承载和传播作用。《语对》与《策府》同为举业用书,两书所共有的知识是撰者们为迎合科举考试所辑录的先贤治国、齐家、修身的典故,随着这些举业用书的流传和使用,选官所需的廉政爱民、孝悌仁爱、勤学修身等品质也就逐渐成了士子的价值取向,从而潜移默化的实现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