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与文化》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曾委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代办《古籍整理与研究》,这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性刊物。现委员会决定将刊物收回自办,并将刊名改为《中国典籍与文化》,三月一期,1992年起在海内外发行。《中国典籍与文化》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刊物重在反映、总结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的学术现状与新成果,展望其前景,促进其发展;同时,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古代文化问题进行探讨与介绍。刊物还将致力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在20世纪里,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典籍,也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张从传统典籍中开发出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以此为中国文化的再生或复兴疏导源流。《左传》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当然也会遇到不同态度的对待。本文不是专门讨论如何从《左传》中开发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真能证实《左传》中确有可供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那么在客观上也就证明它不应该被彻底抛弃了。     

“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10年3月8日-9日,"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旨在就中国典籍与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促进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常州人与《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至今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古代典籍的渊薮。为编纂这部被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大典,当时纪     

试论新方志的价值功能

地方志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步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地方志有8500种、计11万卷，占中国现存古代文献典籍的1／10强。地方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研究地情，寻找资源，发展经济，了解风土人情，发扬文化传统的资料书，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方志文化。方志文化是最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宫廷藏书兴衰研究

中国历代宫廷几乎都拥有当时最为丰富、完整的图书典籍。这些图书典籍藏于深宫秘阁,构成中国历代的宫廷藏书。中国历代宫廷典籍浩如烟海,古人形象地形容为汗牛充栋。确切地说,汗牛充栋只是中国宫廷藏书繁荣时期的形象比喻,而事实上,中国历代宫廷藏书有繁荣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分析其原因,中国宫廷藏书的兴衰和历代皇帝对于文化的好恶密切相关;而中国王朝的兴衰成败却直接决定着宫廷藏书的命运。     

中国古籍在韩国（一）

中国古籍在韩国（一）王彩云我国是世界上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国唐以前的写本、宋元刻本,也与我国历代文物一样珍贵,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收藏。在亚洲收藏量最多的是日本,居世界首位,韩国次之。中国古籍在日本的情况已有许多人介绍过,本文将对中国...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散佚释因

中国古代历史典籍颇丰,然而其损毁与散佚也是不计其数。本文从保存介质的缺乏、战乱和兵燹的破坏、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禁锢、外强侵略和个人思想观念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的散佚原因做较为详细的分析。     

试论中国典籍英译中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典籍英译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很大,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损失成为翻译的主要障碍。本文将从文化角度,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根据其在文化差异方面所作的处理提出一些涉及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策略,以尽可能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与私家藏书楼

中国典籍的丰富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从金匮石室的典藏到道观寺庙的收藏,从古代的书院到私人的藏书楼,都曾经承载了守藏的职能。几千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岁月沧桑,荣衰起伏,朝代嬗替,中国文化却依然能够绵延至今保持其独立不迁的品格,这其中中国的藏书家和藏书楼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们保存了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传承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他们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国文化艰难传承的历史。     

济济一堂 切磋琢磨——“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述要

2009年7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编辑部具体承办的"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八届年会" 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几部稀见的和刻本类书简介

古代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直接从中国引进大量典籍文献,另一方面也对其进行模仿刊刻,以供本国之需。这些在日本仿刻的中国典籍就是“和刻本”。本文作者在日本讲学时接触到一些和刻本类书．其中有些已为中国国内所罕见,故而略作探讨评介．以飨同好云尔。     

试论唐代文献典籍的构成

唐朝社会历史近三百年（618—907）,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局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文教事业繁荣,对当时亚州各国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发展,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引人瞩目的唐代文化,在继承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唐代文化,内容丰富,绚丽多采,故而享名于中外,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唐代的文献典籍只是唐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数量之浩繁,体裁之齐备,内容之广博,却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文献典籍的门类极为广泛,主要包括有文学、历史、哲学、财经、政法、文教、科技、宗教以及知识密集型的字书、韵书和类书等等。     

略谈唐宋典籍（刻本）的流日及其后的影响

善于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日本知识阶层在唐宋时期远渡重洋,深入中国社会,以多种途径学习吸收中华文化。在此时期,有大量唐宋典籍流入日本,为日本文化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同时,日本返传典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本文试从唐宋典籍流日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日本返流典籍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影响两方面展开探讨。     

唐代文物典籍对日本的传播

我国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唐王朝三百年的时间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十三次,每次遣唐使,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其中包括不少留学生。这些众多的遣唐人员,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日本输送先进的中国文化。因而,他们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唐朝文物典籍数量相当可观,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当时传入日本的文物典籍情况,目前没     

寻找日藏汉籍善本

自秦汉以来,先是由于人种的迁徙,以后更有了文化流通的多种渠道,中国的古文献典籍在日本列岛广泛流传。它一方面向日本民族传达了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又为日本民族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     

山有佳峰莫问程——记藏文古籍整理领域的开拓者喜马拉雅文库

正在我国,藏文典籍的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现存于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各类藏文典籍就达一百多万册。从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字开始,以藏文记载藏族历史文化的典籍历经千余年而未中断,且以数量丰硕、内容深厚、涵盖广博而位列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之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年代久远、流通困难、保存分散等原因,许多古老的藏文典籍,尤其是以梵夹本形式保存下来的珍本、     

试论典籍注释的性质

古代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典籍注释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重要意义。加强典籍注释工作,建立典籍注释理论,应对典籍注释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典籍注释虽形式上依附于文本,为典籍作解释,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是逆向的溯源性传播和顺向的累进式传播的统一;更是一种特殊的著述方式,是有限性著述和间接性著述的统一。对典籍注释性质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可以提高注释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建立科学的注释学学科,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摩顿博士和他的"中国书"

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和传介的是一批教会人士.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了中文,进而认识了中国文化,并为之折服.他们回国后,将中国的许多典籍译成了西方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兴趣和普通民众的好奇心理.正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汉学才成长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汉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

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史上,典籍的交流无疑是其中繁富而灿烂的篇章.而作为古代文化汇聚和总结的古籍丛书,对于中日典籍交流起了殊可称道的重要作用.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古籍丛书的考究,同时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亦颇有兴趣.本文拟从数部影响较大的丛书入手,来探讨中日典籍交流史上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