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朝南京路建制

辽朝自916年建国,至公元1125年被金朝灭亡,享国209年,与中原政权尤其是北宋相持并处优势局面,幽云十六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幽州为南京,府曰幽都,军号卢陇,统和后统一府六州,成为定制。虽然较其他四京地域小,但地势平坦,人口密集,民族杂融,经济发达,又位于与北宋对峙的前线,对南京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辽朝家族史研究

辽朝史学,除了国史系统之外,还有家族史系统。主要包括家族谱牒和个人墓志。辽朝家族谱牒虽然今已不存,但是辽朝存在撰写家族谱牒的习俗;辽朝墓志有大量遗存,从墓志分析可知,辽朝墓志的撰写者、资料来源以及辽朝墓志的特点;辽朝家族史是国史的重要补充。     

辽朝边铺探微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其中即包括与边防制度有关的"边铺"的置设。辽朝政府在与周边国家、境外部族接壤的边境线上,设置了大量烽燧边铺。史料所见有"口铺"与"烽铺"两大类。驻守边铺的烽卒铺兵,执行侦察候望、牒报警传等任务,并协助"巡马"等边防军人巡边扰敌,起到了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之作用。辽朝"边铺"的上级管理部门应为设于边疆地区的边防诸司军事机构。     

关于辽朝户口类型考察

《辽史》户丁多所疑窦 ,使研究者倍感棘手。笔者试图运用仅有的文献资料 ,通过对辽朝户籍制度的剖析 ,提出辽朝户口类型问题的见解。     

辽朝国号考释

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 ,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 ;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 ,在燕云汉地称大辽 ,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 ;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 ,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辽朝法律中儒家文化略论

随着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辽朝统治阶级逐步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学由此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这直接导致辽朝法律儒家化运动的展开。在此过程中,不仅儒家仁政学说成为辽朝的立法理念,而且在实体法的制定上,也学习借鉴儒家的核心法律制度,同时在司法层面上,不少儒家的理念和相关制度也被吸纳进来。法律儒家化为辽朝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保障,而后期辽朝对法律儒家化成果的抛弃,亦成为其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辽朝使宋国信使的选任

从宋朝建立到宋联金灭辽,辽宋两朝先后共维持124年交聘关系。这期间,辽朝不断向宋派遣国信使,以加强辽宋间联系。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辽宋关系,在选派使宋国信使问题上十分谨慎,对正使和副使的选任标准不同,正使主要选任家世背景显赫、有才学、熟悉辽宋国情的契丹人,副使则选任精通五经、言辞精准、有礼宾经验的汉人。     

辽朝藩汉分治法制模式略论

辽朝是契丹族创建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境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情客观实际,加之契丹族灵活的民族思维以及对治国经验的反思,综合塑造出藩汉分治的独特二元政体。藩汉分治在辽朝法制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涵盖了政权组织法、犯罪刑罚法、职官选拔法及婚姻家庭法等主要部门法领域。整体而论,藩汉分治模式是解决多民族法律适用冲突的一次成功实践,也为不同民族间法律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辽朝夷夏观的演变

夷夏观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契丹族在建立辽朝之后 ,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加深和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其夷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朝初期 ,他们自认为是蕃 ,是夷狄 ;中期时 ,不再承认是夷狄 ,想求得与宋朝对等的地位 ,并开始出现辽为正统的思想 ;到后期时 ,辽自视为夏 ,是承天意 ,得民心的正统皇朝 ,且把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夷狄。这种呈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和被吸收进程相一致。     

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

本文着重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辽朝五京城市功能.五京城市的军事功能主要是由辽朝所处的"四战之区"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各京在军事上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经济功能表现在五京既是辽朝境内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又是所在地区商业贸易、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和支持辽朝国家财政运作的基础,而且明显表现出经济自主性差,仍然与农牧经济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特征.五京城市既是文化得以存在的有效载体,又为文化的进步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皇室的祖先祭祀和佛、道等宗教的传播等方式表现出来.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辽道宗与天祚帝对辽朝灭亡的影响

辽王朝曾以坚甲铁骑征服漠北各部,开疆扩土长驱中原,并与北宋王朝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对峙局面。辽朝发展到辽道宗、辽天祚帝时期以后,逐步走向衰亡。在此以辽道宗与辽天祚帝的昏庸无道、养奸蓄乱为主要脉络,以寻求辽朝灭亡的原因,体现了封建帝王对一代王朝的影响之大。     

辽朝防御西夏的“障塞”地理区位初探

辽朝在其西南边境配置以“威塞州城”“金肃州城”“唐隆镇城”为代表的重要城镇及其他城邑。其所构建“障塞”或“边城”防御工程自然分布于上述城镇所在地带。金肃州城即今达拉特旗南缘康家渠村古城,唐隆镇城即今准格尔旗南部纳林河古城,威塞州城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据此推论,辽朝“障塞”延伸于今准格尔旗纳林河古城西侧、今达拉特旗康家渠古城南侧的东胜梁高地,并向西北延伸,随着辽夏边界的弯曲而转向北方,抵达与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相望的黄河南侧终止。在达拉特旗南部与东胜区接壤的地带新发现一道古代长城遗迹,应该就是辽朝新建的“障塞”;而从南自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纳林塔村、北达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敖包梁村的古长城遗迹,应是辽朝在战国秦长城基础上予以修复而利用的“障塞”局部段落。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与制度渊源

辽朝共有北南二枢密院,但每一枢密院可以由两名或以上枢密使共同执掌。辽朝的知枢密院事实乃未经正授的枢密使,因此当辽朝同一枢密院内有枢密使与知枢密院事并立,实际上也相当于该枢密院同时受两位同级别长官管辖。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的制度渊源来自于五代,一方面因袭了晚唐五代两名枢密使共同执掌枢密院的传统,另一方面继承并推动了枢密院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     

辽朝横帐新论

"横帐"是辽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记载横帐制度最全面的史料《辽史·百官志》"北面皇族帐官"条,源出《皇子表》。根据帝系及皇族范围变化的线索,推知"横帐"并非一项固定不变的制度。辽初或以阿保机为中心的御帐横向单列,遥辇九帐与皇族帐左右辅翼,最迟到圣宗时期,孟、仲、季三房已经编入横帐序列。仅凭目前史料,所谓二院皇族隶属横帐说尚难以坐实。根据制度的发展脉络,重审契丹文石刻所见"横帐"及其意涵,可以探知统治者对祖先历史的改造历程:最初从太祖帝系扩及玄祖及三父房,最后将二院部整合其中,形成以整个迭剌部为核心的统治家族。     

辽朝时期阜新地区的教育状况研究

辽朝时期阜新地区的教育属辽代地方性教育范畴。由于辽统治者对地方教育的日趋重视,随着当时阜新地区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不断增加以及头下军州的大量建立等,使这里的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师来源等多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此,对辽代阜新地区的教育状况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师旂鼎》所反映西周的军法制度

《师旂鼎》铭文所记载的是一篇军法判例。本文根据铭文记载的内容归纳出西周有关军法制度的若干法律条文,这些条文反映了西周初期司法程式的完备,对西周法律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农牧文化交融视域下的辽朝礼乐制度变革研究

辽朝的礼乐制度因受到农牧文化交融的影响而呈现出“蕃汉杂糅”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礼制、音乐和仪仗三个方面。辽朝礼制在制定的官员、原则、目的、方式和礼仪本身等方面融合了契丹国俗和汉礼。辽朝的音乐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具体表现在音乐的种类、演乐人员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用乐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辽朝的仪仗与蕃汉分治的二元性政治相契合,体现在表层的分类情况、两种仪仗的渊源、用途和内涵之中。总体来看,辽朝礼乐制度的变革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更是中原礼乐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