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的石叶类遗存

在大约距今30000-20000年间,中国北方出现石叶制作技术。以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西部区域石叶在遗址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生产石器的主要坯材;以小南海、塔水河和下川为代表的南部区域,石叶的形态显示多用直接打击法获得,在遗址中只占一小部分,有些石器是以石叶作为坯材的,普通石片在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峙峪、新庙庄遗址为代表的北方地区,虽然已有间接打制技术,但石叶在遗址中数量很少,普通石片在遗址中仍是制作石器的主要坯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是与石料有关,也与文化传统有关。     

石叶的要义:薄片技术与人类进化

19世纪和20世纪初,史前研究的先驱对石器时代的划分大体是根据河流阶地和洞穴遗址地层中出土的石制品式样。旧石器时代早年被定义为由含石核砍斫器或大型两面器的组合所构成,旧石器时代中期以石片工业和勒瓦娄哇技术为特点,而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以石叶组合来判断。几何形细石器和磨制石器技术分别代表冰后期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     

华南细石叶技术及其反映的生业形态

自更新世末期开始,细石叶技术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直至全新世早中期逐渐消退。而谈及这一时期的华南地区,受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体的传统认识影响,细石叶技术的存在及其特征相对缺乏深入讨论和专题研究。相较于北方地区的细石叶技术,华南的细石叶技术存在一定的区域化特征,突出表现在原料强化利用策略和生产技术上的预制过程简化。关于其技术来源目前尚无定论,就已有材料显示,存在由青藏和华北地区进入四川、云南再向东南传播的可能,但具体传播路径有待后续研究。另外,华南细石叶遗存主要分布于山区,体现出细石叶技术在特定环境、资源与人口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利用方式,可能指示生态位内人群对广谱性生业经济的适应。     

莫维斯线理论的现实意义与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

"莫维斯线"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由莫维斯提出的描述旧大陆与东亚、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差异的理论。由于其对东方的描述具有一定的负面价值判断,该理论一直饱受争议。本文通过对发现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手斧和勒瓦娄哇技术的回顾与分析,认为莫维斯的理论存在着由于当时材料发现不完全以及本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产生的谬误而造成的缺陷,但莫维斯线作为反映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概念,其应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应被彻底抛弃。     

细石器研究中几个关键概念的厘定

细石器在东亚、北亚、北美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大量存在,本文对该区域细石器研究中常用的细石器、细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产品、细石器组合等关键概念进行了简要介绍,梳理了以往文献中在使用上存在的异同,从技术、逻辑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重新厘定,以期实现术语的规范化。同时呼吁搁置"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时代"等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日本海西北岸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叶技术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关系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日本海西北岸地区是细石叶技术十分发达的区域之一。据埋藏特征可将其遗存分为早晚两期,二者的分界线为距今1.1万年左右。根据细石核的核体形状、毛坯、台面和工作面的情况,可将该区的细石核划分为9个类型,根据技术上的联系,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四种细石叶技法。该区的细石叶技术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大的统一性,在时间上表现出不断发展的特点。在与周边地区的比较后发现,该地区的细石叶技术不仅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还有其鲜明的自身特征,这一发现为确立该地区在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吉林省和龙市柳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古人类行为和石器技术

和龙柳洞地点位于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和龙市南偏东35公里处的二级阶地,地理坐标E129°6′23″,N42°19′ 11″(图一).该地点首次发现于2002年5月,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和龙市博物馆的同志在图们江流域调查发现,共获得石器89件①;2004年5月以上单位合作对其进行复查和小范围的试掘,共获得石器142件,其中地层出土4件,地表采集138件②.通过两次调查、试掘,获得了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共获得石器231件,使得吉林省在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为研究古人类在图们江流域的生产、生活和该区域晚更新世环境演变提供了宝贵材料.作者对该遗址的两次调查、试掘所获得的石器材料进行了定量分析,着眼于测量、统计与相关问题分析,侧重对全部标本的统计、观察、分析,对该遗址石器制作技术、古人类文化与周边环境、原料资源以及人类的适应行为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希望从石器中获取更多关于古人类生产技术和行为方面的信息.     

西安沙河沟遗址新发现石制品的考察与研究

沙河沟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洪庆街道办燎原村东北,201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调查,共发现石制品243件,材质以石英岩、石英占绝对优势。以石片为主,器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石锤等,沙河沟遗址是一原地埋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约距今7-3万年前。其石制品是中国华北地区石片—小石器文化的传承与继续。     

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的源流与演变初探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文化是以小石器技术为主导的石器工业传统。本文通过对该地区小石器技术发展演化的宏观考察,试图探讨其起源、扩散、发展的模式。初步研究认为其以泥河湾盆地为中心本土起源,并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显示出线线进化的特征,发展平缓而又不乏亮点。此外,其还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鲜明特征。     

石器时代的研究与进展:狩猎采集群的技术转变

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过渡与农业起源密切相关,因此探索这一阶段人类技术、适应和文化演变是史前考古的战略性课题之一。自丹麦经济学家博塞罗普提出人口增长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因素后,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中,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论不同的见解,将资源压力看作是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技术演变和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他引入生态学中的K-和r-选择资源的概念,将更新世末开始的各种技术发明乃至动植物驯化与广泛利用r-选择资源的生存方式联系起来。海登认为,旧大陆中石器时代和美洲古代期出现的大量新技术和新工具以及许多专门工具的出现与当时人类普遍转向开拓广谱资源有关,而这种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主要是用来在资源压力和波动的情况下增强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广谱资源数量大、难以开采和处理加工方式多样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技术和工具多样化和特殊化的发展趋势。而动植物驯化的起源也应当被看作是人类诸多应付资源波动策略和技术中的一种,而不单单取决于人口的密度。他还从"最省力"原则来论述一些工具如磨光石器发明和使用的原因,认为磨光石器制作代价很高,因此这类工具在使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不会受青睐,只有当砍树和加工鱼类等劳作非常频繁或数量巨大,人类为了减少工具破损的替换率,才采纳制作代价较高的磨光石器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磨制石器所付出的代价,可以从砍树或加工鱼类等特殊资源的效率提高上得到充分的补偿。然而,资源压力显然相对人口而言,否则就不成其为压力。这里只是在分析问题时着重看待人口因素还是资源因素,其实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变量。这篇文章对于技术演变和农业起源这些考古学中十分关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文化累进的传统观点,从人类适应和经济发展来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和变化。     

综合机械化采煤方法与技术研究

随着我国煤矿资源不断被利用,采煤技术通过实践和研究也在不断进步,综合机械化采煤法作为一种高效高产的方法被广泛应用。本文通过对综合机械化采煤技术工艺和影响采煤具体因素的分析与研究,结合笔者多年的采煤经验,提出几点使用综合机械化采煤方法时需注意的一些问题。     

石器技术的潜力

美国考古学家唐·克雷布特利是与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齐名的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学巨擘,是他们两位将打制石器实验带入了受人尊敬的科学殿堂。在本文中,克雷布特利回顾了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在欧美旧石器学界被广泛重视和推广的过程及对打制石器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他文中提到的1964年莱塞济会议,博尔德也有如下评论:"这次会议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克雷布特利、蒂克西亚和我之间很容易交流的信息,很难传递给那些手里从未握过石锤和鹿角的考古学家。我觉得,石器打制实验一定要成为每一个对史前史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所必须受训的一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旧石器研究论文中,我们仍见到大量诸如正向、反向、错向加工,以及素台面、零台面、脊台面和各种器物的分类和描述。虽然这是我国学者对石制品观察的经验总结,但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可以意识到,如果不了解石器打制技术和人类行为方式,这样以特征描述为取向的研究方式并不能增进我们对石制品和人类行为和文化发展的了解。更有甚者,我们常见一些旧石器新手在报告中为其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组合中鉴定出所谓的雕刻器、端刮器和尖状器等晚期类型而欣喜不已。正如本文所言,如果不了解石器技术的片疤形成原因,对一些零星孤证的鉴别很容易出错,可能将石片破碎过程中偶尔形成的假象误断为史前人类刻意所为。因此,虽然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应该在石器技术上急起直追,将熟悉和掌握打制和剥片技能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     

农业、人口与市场——再论波士坦的“新人口论”

波士坦的“新人口论”是西方经济史领域研究中世纪经济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遭受过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它对同时期整个欧洲经济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但是并没有指出其不足的原因所在.本文认为,如果将“新人口论”拿来检验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检验中国清朝“康乾”时期的人地关系时,就会发现“新人口论”将面临崩溃的危险.人口因素的确是前近代社会经济发生长时段波动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因素也同样重要.中西方传统社会因社会经济结构不同,市场机制也不一样.中国主要以“自然生成”的市场为主;西欧则以“法权驱动”的市场占多数,这样的市场会造成市场权的竞争.正是市场权的竞争加剧了人口变化的力度,否则,单纯的人口数量不足以造成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如果将人口因素与市场因素合到一起,那么,“新人口论”就更有说服力了.     

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

详细评介了国际移民的学术定义;归纳其六大基本类别,指出不同类型的迁移可能相互转化;阐述了当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并将华侨华人研究置于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剖析;对由于缺乏对当代“国际移民”相关定义的基本了解而出现的明显错误给予了指正。     

档案管理中的缩微技术与光盘技术的对比分析

文中论述档案存储与利用在现代化进程缩微与光盘技术的对比分析,阐述了缩微与光盘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档案管理中的缩微技术与光盘技术的对比分析

文中论述档案存储与利用在现代化进程缩微与光盘技术的对比分析,阐述了缩微与光盘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新时期传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再思考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并非古代史学的自然延续，历史观和方法论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第一阶段新史学不自觉地对传统史学有继承和转化，尚未将其思想、方法丢失殆尽。唯物史观全面引入中国史学所带来的最显著进步是在历史观上，使中国历史的建构模式得到合理的解释。改革开放后大陆地区开始热衷于吸收欧美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未重视传统史学研究继往开来。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史学人才对于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的掌握严重缺失。世界范围看，历史学碎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历史学家通过明确的方法把历史进程的各部分变成整体的本领渐渐丧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历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自主性问题，史学已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研究提供原材料的“资料员”角色。最近一二十年间，对整体历史观的探讨在西方史学界悄然回归。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史学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通史精神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避免碎片化研究的倾向；重拾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回答时代之问；同时打通经史，使经与史的研究良性互动，这样有利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析出，有利于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有利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传承。可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学...     

遗产旅游现代管理理念、技术与方法

中国悠久的历史为人类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遗产资源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覆盖约13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4％以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类活动的日益影响．珍稀的遗产资源不断遭到破坏。如何尽快解决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将综合介绍用于遗产旅游可持续管理的关键理念、技术和方法．以说明其在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中的巨大应用潜力和发展趋势。     

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

竹内好(1910-1976)这个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透射着令人费解的色彩——因为这个名字被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所环绕着。有人说他肯定源自西方的近代性价值①,也有人说他是反近代主义者;他生前所得到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去世至今已有20年,对他的评价仍无法统一。在他的专业领域中国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