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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昌县城旧东门至天台县界,至今还保留着一条较为完整的古驿道。驿道经桃源穿越天姥,到达关岭头,全长35公里。这条路,早先为南朝诗人谢灵运开拓,故又称“谢公道”。在唐代,这里可是一条风靡一时的游览之路,时光流转;至今这条充满诗情画意的道路已经成为名闻遐迩的“唐诗之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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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老城 武汉三镇,武昌历史最为悠久,东汉末年,吴主孙权在今天的武昌蛇山(当时称江夏山)建城,名夏口,归属江夏郡,下辖涂口(今金口).隋文帝时,江夏郡改名为鄂州,属下的汝南县(今金口)则改名江夏县.清康熙时设武昌府,下辖江夏、武昌、咸宁、蒲圻、崇阳、兴国、大冶等十个县(其中江夏县下辖金口、纸坊、青山矶等五个镇).民国元年(1912年),废武昌府,改江夏县为武昌县,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相邻的"武昌县".民国2年(1913年),东边的古武昌县改名寿昌县,第二年更名为鄂城县;西边的武昌县于1926年12月归定为省辖武昌市,1927年与省辖汉口市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直辖市--武汉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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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门内大街西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古老街巷,虽与繁华喧闹的西单南大街为邻,然路不宽,古槐夹道,显得清幽安谧。此街自明、清以来即与名人结缘。明宣宗朱瞻基之女顺德公主,其婿名石瑕,是为石驸马。居此,此地遂名石驸马大街。此地名由明、清、民国至解放后,一直沿用了五百多年,直至“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始改名“新文化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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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们都说,沁县“三件宝”是“鸡蛋、瓜子、吴阁老(指沁州黄)”。但在民国时候的沁县,人们也说沁县“三件宝”是吴淞、赵顺、王懋昭。全国各地叫“三宝”的东西很多,而且多数都是指土特产或名胜古迹,但为什么沁县人把吴淞、赵顺、王懋昭三个人也叫“三件宝”呢?因为这三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太出名了。当时山西省教育厅公派出国的第一批留学学业生共有30人,其中就有沁县这三人。这在当时是扬名三晋,轰动沁州的。清政府闭关锁国200多年,“戊戌变法”后积极寻求强国之路,其中一条措施就是向国外派留学生。这第一批留学生,和科举时的硬拔贡一样,是通过层层考试选拔出来的,是大浪淘沙般筛选出来的,无疑是马中赤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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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内东南隅的建国路,究竟是什么时候命名的,至今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一般似都认为是解放后才有的,比如,田克恭的《西安的建国路》就说:“远在辛亥革命后,修筑东大街时开辟了一段南北走向的较宽而直的路,人们统叫“玄风桥”(即今建国路)……西安解放后,这条路改名为“建国路”,只将路北西侧的一条半截巷定名为“玄风桥”(保持原玄风桥的名字),至今未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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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为方便联系,古代王朝就建立了以驿传方式通达信息的制度,西周时已经产生了邮驿传命的制度。唐朝时“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通过飞快的驿马,将岭南的荔枝送至长安而色味不变以取悦美人的记载,让人们领略了唐代驿传的神速。清代驿站制度更加完备,全国驿、站、塘、台计为1785处,驿道四通八达,从京师通到各边远地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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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莫言在答《文汇报》记者问时,说他“现在觉得有很多东西可写,往往在写作一部小说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几部小说的构思出来,感觉到新的小说像狗一样在后面追着你,咬着你,让你赶快写出来。”莫言先生文思泉涌,并且把不敢懈怠归功于“狗”追,这“狗”显然是一条好“狗”,莫言跑得也是一条好路。好就好在“狗”追人干正事,人也不糊弄“狗”,属于“狗”、人、事一致。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狗”、这路、就未必好或者未必都好了。 比如政府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一条“狗”,这GDP连着官员的政绩,而这些年考核政绩主要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所以,GDP被上下官员看作头等大事。这条“狗”实际上在追着一串人,而且追出了大家以经济建设为蹴的意识和作为,应该说功不可没,但这“狗”未必都好。GDP被作为政绩的主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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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黄浦路临江一端的西南处,有一条芦沟桥路,街道不长,却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这条路原是往年日本租界的属地,它一头靠江滨,另一头正对着三元里铁路孔.从前日本人把这条路定名为“大正路”.“大正”是日本的一个年号,它是指“明治”以后即从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期间,日本的历史上曾将这一段时期称为“大正期”.至于芦沟桥路,是 1946年汉口市政府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更改的路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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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勤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4)
<正> 上津道是从唐代首都长安向东南,陆行经商州上津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陨西县上津镇,改由水路顺汉江及其支流金钱河(古代称甲河、夹河或吉水)联系江南和岭南地区的一条驿道。这条驿道是在唐代的两条主要驿道,即从长安东出潼关经洛阳、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