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凌家滩:以考古之光照亮文明之源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自1987年首次发掘以来,遗址区内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凌家滩遗址...     

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若干问题陈星灿如果从１９２１年仰韶村的发掘算起,中国史前考古学已经走过了７０多年的历程。通过这７０多年的工作,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中国史前文化的沃土中。要了解历史时期的中国,必先了解史前时期的中国;要认识中...     

甘、青、宁博物馆馆藏齐家文化玉琮、玉璧研究

齐家文化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代表之一。齐家文化时期,原始宗教已发展到较高阶段,掌握酋邦特权的贵族往往用玉礼器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先。玉礼器主要以琮、璧组合较为普遍,且数量较多。本文就甘、青、宁三省区博物馆馆藏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玉琮和玉璧的形制、工艺、功能等方面做一研究。     

新发现 新成果 新观点 新方法 新理念:2012年度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2012年,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研究再次取得了新进展。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新发现2012年中国史前聚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都取得了新发现,现按照区域依次介绍如下。     

燕园怀旧两篇

一、裴文中先生与史前陈列馆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基人、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１９０４年～１９８２年）,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曾两度应聘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史前考古学,并筹建史前陈列馆。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两件创举,今就这两个方面作一些记述。 裴先生于１９４０年秋季到校,在历史系讲授史前考古学,这是他从法国留学归来后的首次开设,在我国大学课程中也是首创。听课人数较多,主要有两位代表：一位是成思元先生（毕业后在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已去世）;另一位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探秘“玄玉时代”的文脉——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手记

正从石礼器到玉礼器——从杨官寨看中原与西部玉礼器起源的线索人类文明的步伐是从漫长的石器时代中走来的。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孕育出的一批文明种子里,石制的礼器无疑是玉礼器的前身或雏形。已经举办过的十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以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为中心,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学术疑问是: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西部玉文化是怎样起源的?能够从实物证据方面找出     

论点摘编

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李捷书写新中国史的核心在于把握三个关键: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如何写好当代史尤其是如何书写“新时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书写新中国史。新中国史的分期应依据三个原则: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凸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主线。     

浙江的史前文化

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是浙江史前文化的一头一尾,遗存非常丰富,被誉为浙江史前文化的“两朵花”,亦有人称之为浙江史前文化的“双璧”。     

反山大玉琮及良渚琮的相关问题

作为体现权力和信仰的良渚文化玉器,其种类和组合、品质和数量、形制和刻纹反映了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琮、璧、钺(玉钺杖)和复杂玉头饰,以及标识独特身份的独特玉器成为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的核心内容。神像是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的灵魂,具有复杂几何结构、且形制和神像自始至终贯穿的琮,成为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最重要的代表。反山王陵是良渚古城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等级墓地,M12:98大玉琮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雕琢最为精美的良渚文化玉琮。反山大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玉琮的集大成之作,对其及良渚文化琮的出土情景、形制与结构及其反映的观念与信仰、制作工艺等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良渚玉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关于经典、红色经典与信仰的遐思

经典信仰是人类文化信仰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经典信仰文化建设,是构建和弘扬该社会信仰文化和信仰精神的有效途径,也是这个社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主流价值的有效途径。     

创建公共考古学的新园地——《南方文物》“公共考古”专栏开栏语

<正>在1920年代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和李济发掘西阴遗址之前,一批文化先驱就已经在向中国社会公众传播西方考古学并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了。如1900年章太炎作《中国通史略例》,就提到了欧洲"洪积石层"的史前考古发现,"足以补旧史所不逮"。梁启超也在1901年所作《中国史叙论》中提到了考古一词和汤姆森"三期说"等(1)。换言之,如果将这样的做法看成是公众考古,或者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中国公众考古的肇始期,也许有人     

稻作经济一体化与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

稻作农业的史前发生发展催生出长江流域的史前经济一体化,尤其在距今7000-5000年之间,稻作农业开始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主体。随着农业经济的革命,长江下游出现了极为繁荣的玉文化景观与符号体系,玉文化革命成为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一体化事件。从发生期的马家浜文化,到新变期的崧泽文化,最后发展到高潮期的良渚文化,玉文化成为长江下游区域性文化统一的符号标志。长江流域的稻作经济一体化直接催生了良渚玉文化的环太湖统一,而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最为突出文化表征是玉礼器符号体系的建立,而以玉钺、玉琮、玉璧、玉璜、玉冠状器、玉锥形器为核心文化要素的良渚玉文化六器,其中四种类型直接(玉琮、玉璧、玉璜)或间接(玉钺后来衍化出玉圭与玉璋)成为三代国家政治统一之后的礼制六器核心元素。     

继续努力 争取更大成绩

参加这个座谈会,心情激动,感慨良多。共和国建立四十年来,国家气象万千,面貌一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硕果累累,有巨大成就。四十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展很大,发表的论文数千篇,出版的著作二百余种。成绩是空前的。所以,当我们庆祝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对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就也是要欢庆一番的。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史学史,写出     

陕西地区史前考古的主要收获

陕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启始较早,取得的成果也较显著。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经过多次野外考古调查发现了一大批史前文化遗址,并对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科学信息,为深人开展史前文化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陕西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在不断的逐步深人,尤其在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氏族聚落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重要收获,现试择要介绍如下。一…     

中国沿海史前文化的交往和海上交通

史前时期的交通发展状况,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展,有着较大的关系。交通发达,可以加速其发展的进程。 中国史前时期的交通,以往注重于陆路和内河方面的来往,而对海上交往却很少注意,其原因是:不论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相当贫乏,难于进行分析研究,但是,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不仅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对海上交通的开阔,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有利条件,早在史前时期的沿海居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能够尽量的     

卷首语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是1921年的仰韶发掘和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尤其是仰韶村的发掘,不仅命名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时代,因为其开创性,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本期"聚焦"为仰韶和她的时代专题,试图从多个视角,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这个著名的史前文化。     

上海地区史前文化时期环境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环境问题是个引人关注和复杂的问题,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生产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时期。上海地区由于四面临水的特殊地理位置,全新世以来发生过多次的环境变化,这种变化对史前人类活动,乃至上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变化如何？影响又如何？本文主要依据考古材料,结合有关环境研究对它们分别论述。一、史前时期环境的演变上海史前经历三个文化时期：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由于迄今上海发现的最早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晚期,故它们在时间上相应为6500～5800B．P,,5800～5100B．P,5100～4000…     

中国史前的聚落围沟

史前聚落围沟是一种与聚落环壕、城址城壕有很大区别的聚落设施,中国史前聚落围沟许多特点在时间上、空间上存在一种由南向北逐步推进演变的历史现象,其形成发展既受制于自然环境;又受到人为与社会原因的制约。     

山西临汾桃园遗址T0534发掘简报

山西临汾桃园遗址是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2016年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一批史前庙底沟文化、西王村类型、东下冯类型,以及东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及其遗物,其中以庙底沟文化时期和东周时期更为丰富。T0534是布设的100个探方其中之一,内含9个灰坑单位,除H359时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外,其余均属于东周。灰坑内出土的遗物都较为典型,基本能侧面反映该遗址的时代和文化特征。其中,H359器类完整,出土的大型彩陶器,造型规整,纹饰华丽,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精品,为了解史前社会的彩陶艺术、制陶技术、文化信仰等内容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商周玉礼器与青铜礼器对比研究

青铜礼器与玉礼器在商周时期的政治生活中都有突出表现,二者既从不同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同时又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政治。一直以来,学者似乎更为重视青铜礼器的政治作用和文明标志,而把出现更早、地位更高、与使用者关系更密切的玉礼器放在了次要位置。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强调玉礼器在商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文明标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