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公书尚在--追念姚雪垠老师

1999年4月27日,姚雪垠老师溘逝时,我在南方珍珠城闲居,并不知道姚老师去世。半年后,我从南方返回黄鹤地,市作协一位老朋友告诉我,姚老去世了,我不禁“啊!”了一声,顿觉心里沉沉的,我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难过。     

远远的南山 亮亮的灯——悼念孙谦先生

孙老去世了,作协大院里又少了一位好长者,——我是把前年去世的李束为先生也算作这个大院里的人的,虽说他搬出好些年了。 如今称他先生,称他老,只是遵从某种不成文的惯例,孙老还没走远,定会回头笑话这是矫情,一种他最不具备也最不喜欢的作派。“往常叫啥就叫啥,”他准会用他那带着浓厚乡音的文水话,丢下这么一句,扭头再走他的路。 往常叫啥呢?当着他的面,我,不,我们这一茬人,总是叫他孙老师;背后呢,说来不恭得很,就那么直和,筒筒地叫他老孙。有时说顺了嘴,当面也会这么叫。他听了,从不以为忤。     

他有知识，更有智慧

刚过去的农历年对我而言是个很不开心的节假日,原因之一是异国的老师丹尼尔·贝尔先生于2011年1月25日去世了。虽然贝尔先生享年91岁,按中国传统算是“自喜事”,可总有悠远深沉的哀思阵阵涌来。老人家生前,我最后一次对圉内媒体谈起他的健康状况,就是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那时我有预感．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他了。果然。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怀念启功先生

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去世后,我曾经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先生一程。一年后,启先生夫妇的灵骨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人土为安。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万安公墓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先生伉俪墓前竖立着一块巨大的黑色墓碑,其形状与先生生前最喜爱的一方砚石相同。面对墓碑,我相信先生伉俪的灵魂早已化蝶升人天堂。我与先生云天远隔,迫思之情,不能自已。先生去世后,     

军旅作家代表的深情记忆

刘白羽,1916年9月出生,北京通州人。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顾问、《人民文学》主编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5年8月24日,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去世,享年89岁。     

一片童心的文物泰斗罗哲文

2012年5月15日早晨,在“长城保护情况调研”的途中,我得知了罗哲文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一时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说:“罗哲文老人昨晚11时40分去世了.”     

父执赵俪生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先生2007年11月27日因肺部弥漫性感染导致呼吸困难,最终引发缺氧性休克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就像失去了亲人一般。赵先生是我的父执,家尊陈赓平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期间,要数知己朋友,当然是赵先生了。     

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巍巍天柱伴师魂——乌以风先生的生前身后

1989年2月26日,安庆师范学院教授、我的恩师乌以风先生在他的寓所——天柱山南麓的谷口草堂病逝。这个时间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但又常常怀疑先生已走了那么久、那么远。不说拨乱反正以后与先生晤谈情景仿佛如昨,就是先生蒙垢受屈之前在课堂上讲课的音容举止也多在耳在目。然而事实无情,先生去世确确实实已十多年了!     

回忆和司徒越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我的老师、著名的书法家司徒越先生去世已经18年了,对于这样一位对我影响深远的老人,我竟没有写下一点回忆的文字。多少次坐在书桌前回忆老师的种种好处,心里总是不能平静,难忘、遗憾、难过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人生有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回忆是一种幸福,回忆也是一种痛苦,但人们还是忘不了回忆,回忆把我带到1980年代初。     

巴金谈周立波的“三次牢骚”

1964年初夏,我从一名地质队业余作者,调到人才荟萃的作协湖南分会。进作协后才得知,审阅我的作品并决定调我的是作协主席蒋牧良;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立波拍板;分管行政的副主席蒋燕具体经办。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周立波、蒋牧良、蒋燕诸前辈的知遇之恩,我当涌泉相报。因此,到了“文革”派性斗争白热化的1967年,我自然成了“三十年代反动文人”周立波、蒋牧良的“黑线人物”、“保周派”。其实,除了喜欢周立波、蒋牧良的作品外,对他们的过去, 尤其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情况知之甚少,仅知周立波是周扬的堂侄儿,一起提倡过“国防文学”,与鲁迅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相径庭。蒋牧良跟欧阳山两个大汉,在鲁迅先生出殡时, 是高举横幡走在最前边的人,巴金等人抬鲁迅的灵柩;除此之外,     

合译莎士比亚，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王元化追忆张可

2006年8月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时间:2006年9月11日下午地点:庆余别墅210房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人物周刊: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厅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     

走过人生之边

正《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去世了,我只有默念,作为一个侠义而会讲故事的老头儿,他一定会激起文坛的阵阵波澜。陈忠实先生离世是文坛英雄的退场,注定充满秦腔般的高亢悲壮。而后,杨绛先生去世了,终于走过人生之边,平静如水滴般消失在湖水中。一位文坛的世纪老人,同一个时代一起落下了帷幕,一个历史长河中充满文艺热度的灿烂霞光,随之黯落下去。     

巴金谈周立波的“三次牢骚”

1964年初夏,我从一名地质队业余作者,调到人才荟萃的作协湖南分会。进作协后才得知,审阅我的作品并决定调我的是作协主席蒋牧良,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立波拍板,分管行政的副主席蒋燕具体经办。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周立波、蒋牧良、蒋燕诸前辈的知遇之恩,我当涌泉相报。     

怀念亦师亦友的“老廖”

正2017年2月11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家人团圆亲友会聚的节日,然而从微信中得知,廖东凡先生在当天上午的十时在医院去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禁使人悲从中来,一些往事也浮现在心中。和廖东凡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秋天我从青海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会议是在21世纪饭店举行,当时他是在中国西藏杂志社担任总编辑,经朋友介绍在会议报到的大厅认识了。此前我已经听     

严师诤友——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一周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是我国夏商周三代考古著名的专家,我曾经久闻先生的大名,但是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1976年。这年春季三月份开始,由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陕西省、宝鸡市文博单位组成的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岐山与扶风两县交界的周原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相继发现了岐山凤雏、扶风召陈两大西周建筑群基址。当时我在扶风召陈大型建筑基址群工地参加发掘工作。当年秋季预防地震期间,邹衡先生到周原考古工地考察。由于当时沟东区（扶风县）的考古队全体人员都住在召陈村外场院里、     

山曼老师,我会想您的

我是从《民间文化论坛》主编山民先生那里得知山曼老师去世消息的。3月28日早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突然接到山民先生的电话,他用十分悲恸的声音说:"山曼走了,你知道吗?"这一句话不啻晴天霹雳,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山民先生说,早晨他在电子信箱里看到了叶涛老师《单老师,一路走好》的怀念     

我与王力先生的一段诗缘

1986年5月3日,享誉海内外的汉语言学大师、北京大学的王力先生去世。我既非其入门弟子,也从未谋面。其治丧委员会及其夫人夏蔚霞女士分别寄来讣告,邀我去京参加5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追悼会并向遗体告别,我因故未能成行,只寄去了哀悼的诗联。但我确是王力先生的私淑弟子。同他的交往受益长达30年之久!     

诗歌清徒的精神流放--简评阿霞的诗

认识土族青年女诗人阿霞,大概是在1995年。这年4月,省作协举办了一期读书会,组织省内10位作家、诗人,由原作协主席朱奇先生带队去互助北山林场读书(实际上是采风)。出发的那天早上,在省作协见到了一位长相清秀文雅的年轻女性,她就是阿霞。 在此之前,对阿霞了解无多,一是因为她还很年轻,属于新人之类,二是因为她是写诗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