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将军称我为“雷博士”

喜圆工兵梦 1963年4月,我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文峰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81年,高中毕业后考进县建工学校预决算班。挑灯苦读了两年的我,被安排在家乡建筑工程队当施工员,当年我19岁。那年月,工程队经常用炸药来爆破要拆除的房子,常常殃及与之紧邻不要拆的建筑物。怎样才能让炸药听话,想炸哪儿就炸哪儿,而且一炸就能定乾坤呢?我觉得这中间大有学问,因此,我对爆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苦于学艺无门。     

那水、那山、那日子——插队杂忆

正1965年,我高中毕业于合肥一中。夏,高考落榜;秋,下放。作为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我在祁门县横联公社(后称横联乡,现撤乡为村)生活了整整13年。先是在生产队务农5年,后到公社广播站工作8年。转眼53年过去,当年十八九岁的"知青",如今已年逾"古稀"。然当年的种种琐事,仍时时浮现脑海。全面铺开,内容过于庞杂,还是说说公社的那些小河、那些山,以及当时的生活琐事吧。     

武汉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校园里有不少怀着满腔忧国之情的学生 "一二·九运动"前后.我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参加过当年武汉的学生运动. 1934年高中毕业后,我与文立徵、秦本立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上北平升学,向往故都学生的"自由生活",决心再也不回长沙了.他们都在平津入学,唯独我考入武大而南归.     

回忆当年在《北大荒》打工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这个知青中的"小江苏"在《北大荒》内刊打工时,居然结识了丁玲、聂绀弩、吴祖光和丁聪这些蜚声中外的大名家……1960年夏秋之交,我从如皋中学高中毕业。其时,我由于复杂的"海外关系",加之整风反右中有"右倾"言论,因此"政审"时被一棍     

“小三届”的高考

中国有个称呼:"老三届",指的是67、68、69这三年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这些人毕业后恰好碰上"文革",高考取消。我只读过初中,没资格跻身"老三届"的行列,不过也获得一个头衔:"小三届"。跟"老三届"一样,也能参加高考。     

回首“老三届”

正我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是现今对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这一代人的通称。"老三届"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经历,这经历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过数十届毕业生,但从来没有哪一届像"老三届"那样被人常常提及。当这批人在上世纪60年代升入高中或初中时,谁也没有料到"老三届"的称谓将从此伴随他们终生。它几乎成了一张全国通用的"身份证",不     

难忘温州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

<正>一个人在自己人生成长的记忆屏幕上,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往往是色彩最鲜丽的一幕。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变迁,高中时代的人与事总是那么亲切而清晰地浮现在心头。最难忘是师生情我是1954年夏,由温州建华初级中学提前毕业(因1952年公办中学停止春季招生,我小学毕业后只好考进温州私立建华中学即现在温州市实验中学前身就读初中,然后提前半年毕业考进高中秋季班),就读于温州一中高中部的。     

追忆三十八年前参观南京长江大桥的往事

正"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9月,20岁的我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毕业后,因高考已停止,只能回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同年12月28日,第一座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跨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的特大喜讯,是我刚吃完早饭扛起铁镐就要走出家门去生产队"刨粪"时,     

闻鼙鼓而思良将——怀念新闻界女将周汉晖同志

我和汉晖同志相识相交近60年了。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9月,以李锐为社长、朱九思为副社长的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主办了一期新闻干部训练班,让地下党同志推荐,从具备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的上千考生中遴选145名学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训。那时我刚从长沙清华中学毕业,汉晖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在小学任教两年。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到新干班后,她任一分队分队长,我任二分队分队长,在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开始接近了。     

我给“袖珍椰子”当保姆

正为了让教室更有生命力,周老师通知同学们每人带一盆植物,放在教室后面的生物角里。为此,我特地和奶奶去选购植物。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有叶子柔软的小松树,有惹人喜爱的百合……到底买哪一种呢?最终我选择了"袖珍椰子",因为它既漂亮又实惠。瞧,它有着茂盛的叶子,挺立的茎和伸展的枝条。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袖珍椰子"来到教室,生物角已经摆上了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它们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神气劲儿,我的"袖珍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     

三个男教师

初三(1)班,迈进这个教室之前,我死死地盯着班牌望了好长时间,然后便带着些心惊胆战走了进去。那个陪伴我们这帮"刺猬"两年的温柔的陆老师不带我们了,走后还不忘嘱咐:"下学期教你们的有三位男老师……""三位?还全是男的?"这下班里可倒了一片,因为——日子不好过了……     

我的人生从武汉起步

意气风发的纯真年代 1949年,我16岁,在私立武昌东湖中学读高中.学校位于东湖之滨、珞珈山麓,规模较小,只有6个班,300人左右,学生中半数都是武大子弟.武大多位教师本着对自己子弟的厚爱和对青少年求知欲望的关心,应聘到我们学校兼职授课,一时间让东湖中学成了一所名校,吸引了众多慕名前来就读的寄宿生.东湖中学创建时间虽短,但却为高校输送了不少优秀生源,后来成就卓著者大有人在,如毕业于武大的杨弘远院士,毕业于北师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赵忠心等.     

高考使我成为“超级人才”

恢复高考那年,我高中毕业不到两年。我的家乡是一个穷困、偏僻的山村,我所在的生产队一直是个党员空白队,我高中还未毕业,大队党支部就给我安排一个"政治指导员"的职位,意在重点培养。我生性耿直,加上一些懵懂,不到     

一堂生动活泼的课

正记得是上个星期的时候,邓老师为我们大家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音乐课。"叮铃铃,叮铃铃"上课铃响了。邓老师手抱着一个篮球走进了教室。我们纷纷露出惊讶的目光。我想音乐课用篮球干什么?难不成要改成体育课吗?邓老师笑着说:"大家别惊讶,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有趣的音乐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吃     

西行万里,实现我的第一志愿

正1957年8月,我毕业于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双城计划经济学校。毕业了,到哪去?20世纪50年代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年的青年人都有一股"傻"劲,都有一个美好的目标,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是我胡说,在当年人们的眼里,确实感到越是去艰苦的地方越光荣。因而,没有多少动员,也用不着宣传鼓动,只在学校食     

我经历的1953年高考

解放前,教育相当落后,穷苦人民的子女无钱上学,许多县城没有高中,有的小县城连一所初中都没有,只有大中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县城才有高中。就拿我的家乡江西省龙南县来说,1939年,蒋经国主政赣南,担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时,才开始创办龙南县立中正中学,蒋经国兼任校长,招收初中生。到40年代初期,才开始招收高中生一个班,当时能读上高中的学生不多,一般都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的子弟才能读上。1949年8月19日,江西龙南县城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获得解放。县立中正中学改名为龙南中学,1950年我初中毕业,接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中部,这一年因…     

也是一堂语文课

"叮铃铃……"上课铃响了,语文老师走进教室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既没喝令"上课",也没有了全班起立。却见他往讲台旁的椅子上一坐,端起茶杯吃了几口茶,然后起身绕着讲台转了一圈,却撞上两个正大摇大摆的同学,他喝道:"口令?"答曰:"鸡肋。"他想了     

劳改行医的岁月

正我今年83岁,从1957年7月被错打成"右派"到1979年4月正式平反摘"右派"帽,2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都是在荒凉偏僻的劳改农场度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劳改农场行医的恩师及许多山村百姓的不解之情。蒙冤屈发配农场劳改1951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作,3个月后我考取原上海震旦大学。1953年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57     

我亲历了四十年前的第一次高考

正我出生于1961年11月,1977年7月高中毕业,十年寒窗不算苦,留下的记忆是快乐少年。我们读书时,正是高考中断的十年,学校"开门办学",校内完成作业,开卷考试,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到工厂、农村参加社会实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统称"三机一泵",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不仅有寒暑假,还在春秋两季农忙时放两周"忙假",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农村生产队,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