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与新历史主义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后,许多作家开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其中,《受活》便是对新历史主义创作方式的一个大胆实践尝试,同时也是对这一理论方法的有力质疑与反省。本文拟从《受活》的历史文本性与《受活》的新历史主义质疑两方面试探二者之间的关联。     

历史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历史——说宗教和文学两种不同语境中的“秘密大喜乐禅定”

藏传佛教曾在元朝宫廷广为流传,《元史》等官修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将这段已被小说化了的历史进一步戏剧化和小说化,遂使藏传佛教沦为“淫戏”和“房中术”的代名词。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厘清汉文化传统中有关元代宫廷所传藏传密法的记载从小说到历史,再从历史到小说的复杂演变过程,并利用西夏、元代所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元代藏传佛教传播史,从藏传密教的语境中还原西番僧人于元廷所传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的真实面目和本来意义,颠覆其于汉文文学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负面形象,重建历史的真实。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凌志军记录中国的新革命

从《交锋》、《变化》到《中国的新革命》,凌志军试图给这个时代下结论“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王小波在他的小说《未来世界》中断言。然而,对凌志军来说,如果没有三十多年前、乃至四十年前的那些事,他或许不会     

吏诗的新生命——浅论阿来的同名重述小说《格萨尔王传》

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传》是对同名藏族英雄史诗的重述,他通过文本的转换,将史诗改写成小说,以民间艺人晋美为显性讲述人,并不自觉地融入作家的个人意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史诗以新的面貌重现人间。     

浅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个体启蒙意义

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其颠覆性的历史观念、民间性的叙述立场和个人化的历史言说消解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宏大与崇高,淡化了二元对立的阶级意识,探索历史的侧面和角落,将眼光回归到个体的人身上,关注真实的人的生存、欲望和命运,强调人的主体性,显现出对个体的启蒙意义。     

特殊历史环境中的隐藏、流浪与回归——浅析《小姨多鹤》的多元主题

《小姨多鹤》是一部集故事性、艺术性、深刻性于一体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严歌苓继承了她描写大历史下小人物命运的创作思路,并将其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熔铸其中,在故事传奇性与趣味性基础上,赋予文本流浪与回归、隐藏、女性三个主题。透过流浪与回归主题,发现对于广博的人类而言,民族、文化、人性包容之意义;通过隐藏主题,探求被历史隐去的"边缘个体"的生存境遇;书写女性主题,赞美女性身体里潜伏的强大韧性及生命力量。     

源自历史深处的绝响——浅谈新历史小说《尘埃落定》中个人化写作的运用

创作于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兴起后数年的《尘埃落定》,以诗性的语言和鲜明的个人化写作风格,通过讲述麦其土司一家的兴衰沉浮全景式的展现了藏区土司制度覆亡前的最后一段历史。纵观其对历史的叙述,显然已迥异于传统的历史小说。诸如第一人称视角的独特效果,对土司家族日常生活的描写,似傻非傻的不可靠表达,都使其具有浓厚的新历史主义特点。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在我国历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主义的讨论。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毛主席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这样的讨论有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 这场争论是由于翦伯赞同志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引起的。针对当时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片面性、绝对化、现代化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翦伯赞同志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应邀到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讲学,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持的态度和应尽的职责。 但是,蓄意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统统打倒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利用戚本禹这支黑笔,对翦伯赞同志进行突然袭击,中伤诬陷。一九六五年三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点名批判翦伯赞同志,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第一条就是诬蔑翦伯赞同志“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戚本禹在文中列举了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指出他们如何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接着打棍扣帽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     

章学诚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观之比较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一大特征,是将文史融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和论述,并将文学的创作方法运用到历史编撰中,即"文以助史".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语境中的美国文化和文学界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则认为,历史首先是一种写作,它不是对于史实的再现,而是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的构建.     

二重组合的“黑箱子”——《穆斯林的葬礼》之韩子奇的性格探索

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以及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的展示阶段。而《穆斯林的葬礼》(以下称《葬礼》)俨然已经颠倒了人物为故事服务的地位,也实现了从性格描绘到性格探索的突破,步入了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的展示阶段。小说中的韩子奇,韩新月,梁君璧,梁冰玉等主人公性格鲜明,灵魂深邃而博远,而其中又以韩子奇的性格最为让人难以捉摸,犹如一个既不透明又严加封闭的"黑箱",吸引着人们前往探究。     

“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

冯玉雷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其"丝绸之路(敦煌)文学书写"特别是最新力作《野马,尘埃》,在神话、历史、叙事等层面彰显出丰富的创新性。民间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是冯玉雷小说的创造性得以发生的"素材"。"新神话"表征小说的灵动之美,"新历史"表征小说的同情之心,而"新叙事"表征自觉的文体意识,三者彼此交融,融合会通,开拓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     

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

<正>正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西方历史学迎来了它繁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历史主义崛起,历史意识觉醒。与启蒙时代追求抽象理论和实证主义探寻普遍规律不同,历史主义关注细节、个别和变化,但也因此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尔泰仿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模式,展开了历史理性批判,意在为历史学建立哲学基础。以反思历史学性质为要旨的史学理论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内,在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推动下,偏重"理解"和主张史学自律的史学理论范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1942年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发表为标志,侧重"解释"的新实证主义科学统一论又占了上风,形成了分析的范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结     

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读王学典《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

与王学典此前出版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相比,这部《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可能算不上他的代表作,但注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共鸣与更持久的关注,因为这部专题文集聚焦黎澍这样一个箭垛式人物,揭橥有关八十年代的星束式问题,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八十年代现场,理解新启蒙精神的本质和意义,对后学者承继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大有助益。     

《松江万古流》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及教育模式初探

<正>提到历史题材油画与爱国主义教育,很多文章提到著名油画家贾涤非、胡悌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的《杨靖宇将军》。而2013年冬,我目睹了贾涤非绘制大型壁画《松江万古流》的整个过程,该巨作重新被布展在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历史陈列"之中。《松江万古流》长22米、高是3.6米。作品以吉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展现了吉林市从远古渔猎农耕时     

《历史与理论》论文提要

正2016年2月号1.科南·范·德·米鲁普:《黑人历史月的利弊与后种族时代的创制》文章从尼采的历史必须"服务于人生"这一论断出发,分析美国行之经年的"黑人历史月"。虽然很多美国人仍坚信历史教育是解决种族问题的重要手段,但作者认为,种族问题的过度历史化会导致一如遗忘历史般的严重后果:黑人历史月对历史的强调,反而令人产生种族主义已成为既往陈迹的错觉。对历史视角的强调,使美国公众可以依靠阅读历史的方式轻轻放下     

要闻速递

吉林75位老同志41米诗书画长卷献礼建党90年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的75位老同志创作的41米的系列组诗《九十风雨情》诗书画长卷近日完成并对外展出。从1921年到2011年,41米长的《九十风雨情》诗书画长卷所集纳的55首诗词涵盖了中共"一大"召开,农民讲习所,南昌起义,抗联志士,皖南事变等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内容,创作的诗词激情飞扬,充满感情,运用的书法包含了楷书、隶书、草书等众多形式,所配的插图与诗词内容紧紧相扣。据介绍,参与《九十     

论莫言小说的民间传奇化

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新历史小说阵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作家,他也是新历史小说流派的发起者和代表人。莫言采用了具有他独特的民间话语方式来讲述历史想象历史。莫言采用了来自于民间的传奇体式和色彩斑斓的先锋叙事手法,以独特的民间的语言资源来揭示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塑造人物形象。莫言从民间立场出发,因而他的想象的历史是具有鲜明的民间传奇色彩的历史,他的小说选择了传奇体式的叙事,是与这一民间资源和他的高密故乡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也因此他的小说烙有鲜明的民间传奇色彩。本文从小说内容上的传奇化和小说叙事形式的传奇化来探讨莫言小说的民间传奇化。     

为生计,20多天写就一部名著

正李劼人(1891—1962,著名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它们都以成都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巨变,被郭沫若称为"小     

现代性关照下施蛰存历史心理分析小说的悲剧色彩——以《将军的头》、《石秀》、《鸠摩罗什》为例

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随着"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逐渐向革命文学演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浪漫主义倾向的左翼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作家施蛰存在普罗小说盛行之时也试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实在是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①他先后接受了显尼志勒、蔼里斯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大胆探索性心理,尤其是变态性心理,创作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分析小说,其中尤以历史心理分析小说成就最高。本文通过分析《将军的头》、《石秀》、《鸠摩罗什》,探讨其历史心理分析小说中所蕴含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