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

方豪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颇具成就，其研究以天主教史为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其重要成果之一。在详考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原因以及与中国化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同时，又对回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并对浙江诸外来宗教重点考察，开宗教区域研究之先例。他还注意展拓宗教史史料来源，对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之功。     

祆祠与波斯寺——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问题

<正> 1986年写《米芾氏族和宗教信仰的疑问》(发表于《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曾推想米芾是火祅教徒,又从陈垣《火祅教入中国考》(以下简称《陈考》)之说,以为火祆教就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并举出琐罗亚斯德教的若干特征,作为米芾     

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记爱国史学家陈垣先生

陈垣先生一生道德文章,学苑永存。他勤勤恳恳,桃李缤纷;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他治史数十年,开拓了中国宗教史研究新领域,建立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与陈寅恪先生以“南北二陈”遥相辉映,享誉海内。学术成就的辉煌更映衬出这位“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的炎黄英才那爱国的火热情怀。他忧国忧民,奋力冲杀,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勇御外侮,威武不屈,振臂于危难之时。岁月流逝,英灵永垂青史,陈垣先生的爱国情操、学术成就至今为人们景仰、传颂。《书目答问》得门径苦读《四库》通经史陈垣,字援庵,18…     

听吴组缃先生谈曹禺

我在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吴组缃先生教古代文学,我听过他讲明清文学史、“《红楼梦》研究”专题和“《聊斋志异》研究”专题。他以现代著名小说家的眼力剖析古代文学,时发新见,十分精彩,深受同学欢迎。当时我不了解吴先生,把他当成是专门教古代文学的教授,后来一位高年级学长告诉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清华调到北大后,一直教的是现代文学,直到1955年才转教古代文学。我深以无缘聆听他讲解现代文学为憾。1959年,讲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因为他的《新文学史稿》正     

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中的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开封犹太人问题在明末引起西方宗教界人士关注,到清末民初国内地理学者研究我国人种、语言、风俗等问题时,开封犹太人作为少数族群进入国内知识群体的视野。陈垣为最早关注该问题的历史学家,其《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审视开封犹太社团,解决了社团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开封犹太社团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被中外学界所重,并多有借鉴,推动着开封犹太社团研究不断深入。     

《通鉴胡注表微》在近代史学史上的价值

在纪念陈援庵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我又有新的感受。我们把这部著作放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趋向上进行思考,我们对援庵先生的史学会有新的认识,而《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传世之作的珍贵价值也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援庵先生的学识记里碑《通鉴胡注表微》是陈援庵先生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白寿彝先生说: 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     

道不同，不相与谋--由陈垣评章学诚为“乡曲之士”说起

牟润孙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先师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我曾问过先师“章实斋学问如何？”先生笑着说“乡曲之士”！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说他是乡下人？后来看到章氏著《史籍考》,自称仿效朱彝尊著的《经义考》,却不知朱氏之书是仿自僧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白莲教的名实之辨——读《中国民间宗教史》

《中国民间宗教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92年版 ,以下简称《宗教史》)是中国社科“七五”重点项目 ,由马西沙、韩秉方费六年之功而写就的一部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详实的中国民间宗教通史。由于两位作者“十多年如一日 ,辛勤耕耘” ,在研究中“不是简单地照抄史料 ,而是经过一番分析判断 ,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 ,”故而“得出了不少符合史实的结论”①。但是 ,《宗教史》也并非完美之作 ,书中仍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本文仅以《宗教史》中有关白莲教的论述为例 ② ,在介绍作者新观点的同时 ,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宗教史》白莲教部分由马西沙主…     

莆田发现的摩尼教遗物

<正>1988年7月,陈长城先生在涵江福厦公路93公里处发现一块残高105、宽77、厚19厘米的石碑,上面刻有"大力智慧摩尼光佛"八个雕琢深致、尚无磨损、锋棱未减、字体丰腴庄重的楷体字。在这八个大字上方还依稀可辨另外两个汉字"明"的下半部和"真"字的三分之一。经考证,它与摩尼教有关。当时这块残碑发现后,曾经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在国际上也引起一定的反响。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宗教史研究专家林悟殊先生曾两次来莆考察,并撰文发表在比利时《摩尼教研究信息》杂志上;     

霞浦摩尼教灯仪与波斯宗教在华之递嬗

2008年以来,在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科仪书中,多有关于燃灯仪式的记载,尤其在《点灯七层科册》《奏申牒疏科册》和《祷雨疏》中最为频见,其功用主要集中在奉请神明、修持功德、禳灾拔度上。然而原始摩尼教乃至拜火教文献中均无礼灯、燃灯仪式的记载,反而在中国境内流传的佛教、道教、祆教以及闽地的民间宗教仪轨中,或多或少出现了灯仪。摩尼教灯仪并非是其原生的仪轨,而是在东传后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汲取中原地区流行的华化佛教、道教乃至本土民间信仰的宗教仪式而成。祆教虽在燃灯仪式上和摩尼教具有相似性,但霞浦摩尼教灯仪与祆教灯仪并无直接联系。     

高句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中国高句丽史》评介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0 0 2年 1 2月出版了耿铁华教授撰著的《中国高句丽史》 ,这是继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简史》 ,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之后我国学者撰著的又一部有关高句丽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对于高句丽历史研究 ,我是一个后来者 ,尽管也是《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的作者之一 ,并也撰写了数篇有关高句丽历史的研究论文 ,但自认为对高句丽历史的了解还是属于皮毛。耿铁华先生则是我仰慕已久的大家 ,他撰著的《好太王碑新考》以及参与主编的《高句丽史籍汇要》、…     

罗香林客家源流观的演变

罗香林先生是客家研究的奠基者,他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和《客家源流考》（1950）,对当时及后世的客家研究均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他的学术观点中,影响最巨者,莫过于他的客家源流观。罗先生在上述两本书中,引用了大量客家人的谱牒,反复论证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的中原（中州）人,是经过五期大规模的迁移,而由中原辗转南迁到华南各地。对于罗先生在客家源流研究中强调血统的追寻,学界普遍关注的是他在《客家源流考》中提出的“纯粹自体”说。事实上,对于客家人的源流问题,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的论述并不一致。     

“相、 心、 念、 思、 意”考

芮传明先生近日完成了对摩尼教“相、心、念、思、意”等“五种净体”的研究,我得以先睹为快。他的研究引起了我的兴趣,草成此文,希望于其大作有所增补。最近又得读张广达先生大作《唐     

中西学术之间:荣新江新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新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明》由三联书店于2001年12月出版。该书是他研究粟特和摩尼教、景教论的汇编,集中地展现了他近年研治上述问题的成果。该书反映了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对这个有国际影响的学科研究的最新水平。我这     

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导读

一．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1985年我考回母校吉林大学读硕士，张忠培先生专门为我们几个研究生开设了《考古学方法论》课程。这个课程的上课方式是以先生讲授为主，但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开放式地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从外交史的角度读《日本起源考》

沈仁安先生是国内日本史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的学者。近年他先后出版了几部颇有影响的著作,最近又出版了《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下称《起源考》)这部力作。在《起源考》里,作者从古代东亚国家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日本与中国的早期关系,建立了地区史研究的新框架,可谓体     

北京图书馆新入藏元刊《尹文子》

北京图书馆最近入藏了一部元刊珍本《尹文子》。该书系孙孟晋先生所捐献。《尹文子》一书是东周末年辩士尹文的学说著作。关于尹文的事迹已难详考。根据本书正文及《庄子》、《汉书·艺文志》、《吕氏春秋》、《说苑》等书的不同记载,可以推断他曾经进见过齐宣王(公元前319—301年)和齐湣王(公元前300—284年),以阐述他的名法治世之道。     

莫仲予诗书艺术探微 ，句外有其意——读莫仲予的《留花庵诗稿》

莫仲予先生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诗坛和书坛耆宿他的《留花庵诗稿》和《莫仲予章草集》最近由香港创慧文化和岭南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其中《留花庵诗稿》收入他近70年来的诗作300多篇,全部由作者用行书誊写读者从中既可欣赏他那雄浑古雅的诗,又可欣赏他那秀逸洒脱的书法。《莫仲予章草集》收入他的章草作品60余幅：为了探讨诗词书法艺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3月2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与广东省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了“莫仲予诗书艺术研讨会暨《留花庵诗稿》、《莫仲予章草集》首发式”。现将研讨会和首发式上部分学者、诗人和书法家的发言选登,以飨读者。     

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和“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定人。1893年5月8日生于清代的吴派汉学中心——江苏苏州。幼入私塾,年13入高等小学。年15入苏州第一中学堂,时读完《诗经》、《左传》和半部《礼记》,继习《五经》历数年。先生性喜奇,又适逢崇奉经籍的汉学基础开始动摇,怀疑经籍的传统摆脱遏抑之世,因具不迷信传统之性格,易接受疑古事、辨伪书的治学精神。清代汉学吴派治经学务求渊博的经验、梁启超和章炳麟论学思想的影响,使他掌握全部经学和治学门经之志在青年时代甫成。1916年,以《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考》为纲领,依据数年所积资料,撰成《清代著述考》稿本20册,理出有清一代300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是年     

摩尼教《佛性經》之“七苦惱懊悔”與“五處分配”考

本文認爲敦煌寫本《佛性經》屬漢語摩尼教文獻,對摩尼教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該文獻第八品殘餘部分所呈現的關於摩尼教聽者靈魂淨化、解脱的"七—五"數字結構在漢語及其他各種語言的摩尼教文獻及圖像資料中廣泛存在,這一數字結構貫穿摩尼教教義和儀式,體現了摩尼教的傳教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