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

贞观十四年,唐減高昌并於其地置西州後,为了加强对西州的控制,一方面把高昌王室及大族、百姓等不少人迁移至长安、洛阳,另一方面则从内地发遣罪犯充实西州,并於贞观末有计画地把雍州无地或少地的民户迁来西州。高宗即位後,由於西域政局不稳,唐又把高昌王室及大族等一干人马放还西州,从而使西州人口有了不少增加。但西州土地毕竟有限,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於是,大致在龙朔、总章年间,唐王朝又有计画地把西州拥有土地的民户迁出盆地,而重点是昭武九姓粟特人,一定程度体现了唐的民族政策。唐初西州人口迁移的这一变化历程,充分反映了唐王朝对经营西州的重视,从而使西州成为唐全力经营西域的坚固堡垒．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孝道與悖逆之間: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

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報任安書》“威約”解(上)

正《漢書·司馬遷傳》錄《報任安書》,《文選》亦收,該文兩用"威約"一詞:"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前處用於虎,《文選》李善注:"言威爲人制約,漸積至此。"五臣注銑曰:"遷自喻志節之士爲刑所加,威力屈折也。"王先謙《漢書補     

司馬遷生年新證

關於司馬遷的生年問題,歷來爭議頗多。目前主要集中爲兩說,即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經對有關文獻記載仔細研讀、分析,以及邏輯推理,可認定司馬遷出生的時間在其父司馬談掌"天官"之職以後。由此,進一步確證司馬遷出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是正確的,而認爲司馬遷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則是失察的。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北宋校刻南北朝七史事發微

本文對北宋時南北朝七史首次校刻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展開考辨,包括諸史校成奏上時間、刊刻成書時間、各史目錄序的相關問題,主要利用晁説之、韓維等宋人文集中新見之線索,對前人觀點有所推進和訂正。並以此爲基礎,重新勾勒所謂"嘉祐七史"校刻始末,指出嘉祐末年,南朝四史校畢進上;治平時期,校、刻並舉;熙寧中,北朝三史相繼校畢進上;自熙寧中七史全部校畢迄政和中,純是刊刻階段。繼而對熙寧以後諸史刻印遲緩之緣由提出新説,認爲學者歷來將此歸因於書多脱誤,校讎艱難,未中肯綮,實因受北宋後期政局、時風的影響,王安石新學成爲當時學術的絶對主流,七史地位邊緣化,王氏新學經解大量占用了刊書所需的物資、人力,以致七史的刊刻遷延日久。     

家族譜系·政治參與·關係網絡：中晚唐士族的三個側影——從《唐鄭遂誠墓誌》談起

《唐鄭遂誠墓誌》的考訂有助於從家族譜系、政治參與與社會關係網絡三個角度考察以鄭遂誠兄弟爲核心的鄭氏家族。鄭遂誠先世入唐以來仕宦不顯,未能進入中央擔任官職。鄭遂誠家族作爲滎陽鄭氏的後裔,充滿了對自身身份的焦慮。《唐鄭遂誠墓誌》詳細羅列了連山房的譜系,可以視作鄭遂誠家族對士族身份的再次確認。同時,鄭遂誠與鄭通誠都被捲入了淮南和徐州的地方政治事件,並積極參與其中,獲得了士林清譽。鄭氏兄弟及後代的交友以及婚姻關係網絡,亦表明鄭氏在努力營造身份認同的同時,企圖在政治地位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一年度工作計劃

依據浙江省三年教育計劃內本省當前文化建設的任務的規定,並參酌實際情況編訂。 (一)教育人民注意保存歷代文物一、擬與浙江日報社會服務欄特約遇有各地對於歷代文物之諮詢,通過該欄轉由本會在該欄公開解答。先於該欄登載通訊,俾克周知。二、擬與浙江日報商定不定期地在該報刊登歷代文物之報導、調查、及研究等文字。三、俟本會收集文物較爲充實,及經整理就緒後,擬與圕(宀博)兩舘聯合舉辦一文物展覽會,以提高人民對於文物之認識,從而知所愛護,以期帮助文物之調查搜集、免於遭遇毀損流散。     

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釋

近幾年福建霞浦發現的民間抄本,包含了近千言稀見的對音文字,殆源自摩尼教的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之夷偈。個中有號稱"弗里真言"者二首,並見於三個不同抄本。本文將之參校並試行解讀,論證其爲來華摩尼僧之口頭傳授,歷經多代口傳耳受後,始爲不諳夷語之明教徒作爲咒語使用,復被用近音漢字形諸書面,輯入霞浦清初靈源法師所用之科儀本。     

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

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較多的道經殘片,基本都是抄寫於唐代西州時期。通過對德國及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數件重要道經進行考論,證實了唐代西州道經三洞經典存續完整,又據旅順博物館藏LM20-1460-37-14《太玄真一本際經》殘片的卷題,認定其爲五卷本系統,並進一步推論至遲到唐太宗貞觀末年,唐代西州已有道教傳播與道經傳抄。此外,根據目前整個吐魯番出土道經的狀況,比較了敦煌道經、吐魯番道經及《南竺觀記》所載經目的差異,對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情況與"開元道藏"的關係再作檢討。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畫諾”問題縱横談——以長沙漢吴簡牘爲中心

"畫諾"作爲漢唐長官批閲公文典制,傳世文獻記載甚夥,向無疑義。但由於出土文獻未見明確例證,研究者對其形制並不清楚。長沙走馬樓吴簡和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都見有長官草書批字,該字是否"諾"字,曾引起激烈爭論。直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出土,見到長官所批規整"諾"字及減省"若"字,"畫諾"之爭纔告一段落。本文回顧相關爭論經過,結合早年高昌郡國公文"畫諾"問題的討論,對"諾"的字形演變及其符號化過程進行了梳理,爲"畫諾"問題討論畫上圓滿句號。     

漢武帝“廣關”與河東地區侯國遷徙

西漢元鼎年間的"廣關"政策,是武帝爲拓展關西地域範圍而采取的重要舉措。爲配合"廣關"的實行,漢王朝對拓展地域內的行政構建進行一系列調整。本文通過對西漢河東地區侯國分佈狀況的考察,指出元鼎年間河東地區侯國分佈存在劇烈變動。此變動與"廣關"直接相關。"廣關"政策實行後,河東地區的侯國被集中遷出。而河東不封置侯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     

論順治十七年分江寧撫屬奏銷案

朱國治在江寧巡撫任上發動的奏銷案是清初重大歷史事件,雖屢經學界探討,然種種細節仍有待發覆。本文在發掘、整合新舊材料基礎上認爲,該案與明清奏銷制度息息相關。進而根據考證,認定該案名稱當爲"順治十七年分江寧撫屬奏銷案";並從錢糧清查與奏銷制度建設、區别"三欠"民欠、清廷政策轉向、官員考成嚴苛化及朱國治個人因素等方面考察發案原因;繼而詳考該案所應用的則例及案發的詳細過程。在詳細探討韓世琦對江寧撫屬奏銷案的繼續推進和清查工作基礎上,對清廷清理該案細節作出揭示。同時考察該案罹案人員在案發後的種種經歷,兼及部分人員艱難的起復過程。然後從審計制度建設、江南行政體系調整及財税制度建設三個方面具體探討奏銷案的影響,進而認爲該案對社會發展具有利弊相參的作用,一方面嚴重打擊江南士紳階層,另一方面則促進清廷諸項制度建設,並一定程度地維持了江南的穩定,標誌清廷對江南的征服,已由軍事或政治手段,轉化爲經濟與政治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