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济州录事镜补失——读书偶记

余曾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三期罗继祖等先生撰《农安伊通河西岸文物普查简记》一文。文云:一九五八年,历史系师生与省文管会联合进行文物普查时,于农安榛柴岗乡好来宝屯发现一面铜镜。镜面右侧边沿有刀刻细字一行“济州(口彔)事完颜(?)”七个汉字,济字已模糊不清,(口彔)事当为录事,完颜两字甚清晰,颜下一字仅看出“(?)”字的部分,不能定为何字……。近余读《吉林文物》第四期三版,见载有《洮安出土两枚金代铜镜》一文,其中述道:“……一枚是仿汉镜形制铸造的连弧纹镜,直径长11.4厘米,平缘阴刻有“济州录事完颜(?)”。这个‘(?)’字可能是个女真字。”     

金代铜镜两个问题的探讨

<正>金代铜镜上的刻款和铸款为其独有特征之一。金代禁铜时间较长,期间统治者对禁铜、铸镜政策的变化以及铸镜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必然造成刻记和铸款之间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差异。金代自制纹饰镜集中体现了本朝铸镜工艺水平和民族时代风格,结合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以金代自制镜类型与纹饰发展演变的轨迹为主线,本文将金自制镜分为空白期、产生期、全盛期、衰败期四个发展阶段。一、金代铜镜刻记与铸款的时代性与阶段性     

金代南颍供具镜文识与其它

吉林省博物馆于1959年曾征得铜镜一面。径25、厚0.1厘米。镜背铸文楷书,五行二十四字:“左厢南颍界弟子张再兴,镜一面舍一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边款为阴刻女真文“????”四字,尾附“?”记官府签押(见图)。下面试将镜背的铭文、边刻女真文字的     

山西铜元的版别及铸造时间

太原电解铜厂原存有部分铜元,挑选后,仅发现两枚铸有“山西”字样的铜元,正面上端为“中华铜币”四个小字,下端为“当制钱十文”五个字,两边为“山西”二字,中间有一环圈,圈内为相交五色国旗和十八星军旗。背面为嘉禾图案,当中“壹枚”二字,直径为2.7厘米(图一)。查有关资料,太原在民国年间设有铜元厂,铸造铜元最高日产量为120万枚,数年间共铸当十文铜元421 138 994枚。此外,还铸有当廿文铜元。这样大量的铜元在何     

南宋四川端平铁钱

端平钱为南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 所铸。有铜、铁两种。铜钱有元宝、通宝、重宝之分。一般是重宝较少。铁钱有元宝、通宝,多为折五、折十大钱、幕皆有著文,而小平、折二钱则较少。四川端平铁钱,背文繁多而复杂,亦和其他地区端平铁钱相似,多为元宝、通宝折五大钱。现分述如次: 一、端平通宝:币文为直读的“端平通宝”铁钱,其背文有“惠伍”二字,即邛州惠民监(在今蒲江、邛崃两县间的大塘镇) 所铸的当五铁钱。其纪范则分东西两系,每系又分上、中、下三种。     

“始建国二年新家镜”的铸制地

《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卷图59,是一面定名为“始建国二年新家镜”的简化规矩镜。该镜边区内缘锯齿纹的对应处饰有极为少见的细斜线纹,笔者认为这种细斜线纹应该是某一铸镜作坊的特有标识。根据绍兴出土、应为相似年代的5面饰有这种细斜线纹铜镜和同一时期会稽山阴一带已经流行简化规矩纹镜及绍兴曾出土过新莽纪年镜等情况的综合分析,推断“始建国二年新家镜”可能为汉代会稽山阴一带的某一铸镜作坊所铸制,由此了解到新莽时期山阴铸镜业的存在状况。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建州“官”镜见证千年“丰国监”

据《宋史》、《元丰九域志》、《嘉靖建宁府志》记载,“丰国监”始建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至南宋绍兴三十六年（1156）停铸,历时156年,是北宋初四大钱监之一。北宋熙宁间（1068—1077）全国计有十七监铸铜钱,每年共铸百万贯,二十万贯铸于建州（今建瓯）“丰国监”;大观年间（1107—1110）江、湖、闽、广计有十监,每年铸铜钱二百八十九万贯,其中二十四万贯由“丰国监”铸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干,重五斤,唯建州（丰国监）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丰国监”除铸钱外还铸镜。笔者近期在建瓯市博物馆的建州镜展中,亲眼目睹两枚罕见的建州镜。镜呈方形素缘。钮座外主纹饰为双凤舞蹈图,上下两只凤凰绕钮飞舞。工匠对凤凰的长尾作了夸张的表现,尾羽如同花枝飘逸,撩人眼目。其中一面为四角处分布10字手书范铸铭文,连读为“匠人蓝文,丰国监造官（押）”,另一面旋读为“崇宁四年丰国监匠人黄十九黄小五铸造官”（彩2上）,这手书范铸18字铭文给我们提供以下信息：1．铸有确切纪年,它可以把文物定格在具体的时空中,特别能体现历史价值。     

对光绪年铸“阿十”钱的探讨

阿克苏铸钱局于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开铸。所铸为红钱一文小平钱。正面铸“乾隆通宝”,背面穿左满文、右维文“阿克苏”地名,未加“当五”、“当十”字样。光绪九年(1883年)铸局归阿克苏道署专办,规定“其鼓铸钱文以四成铸为‘乾隆通宝’,六成铸为‘光绪通宝’,阴面加‘当十’二字”。     

《春秋代布考》商榷

《中国钱币》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刊载《春秋代布考》一文,认为“伐”字平肩弧足空首布“应为赵襄子灭代以前代国所铸”。该文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代、伐二字可以互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平肩弧足空首布的钱文“伐”是否“应释读作代,为国名。即春秋时期代国”?换句话说,这种货币是否为“代国所铸”?本文仅就这些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与该文的作者商榷。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