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甲骨文中的“■”和“■”

甲骨文中的“(?)”和“(?)”是一字异体的关系,都应释为“厀”。两者在卜辞中都不表示本义,而表示假借义,都应读为“(桼刂)”,训为切割,都可用作祭祀动词和征伐动词。     

战国货币文字中的“釿”、“化”和“金”

战国货币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货币铸造及流通的地方性。其文字中的“”、“化”和“金”字,是不同区域货币的货币称谓或币值单位。市币流通区域（主要是三晋地区）的布币以及此区域的囵钱,面文为“析”;刀币流通区域（主是要以齐国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以及此区域的圜钱,面文为“化”和“刀”;不论布币、刀币、金板或因钱,面文都可为“金”。近年出版的辞典和书籍,对上述面文有误释,兹据古文字学材料随文作些考释,意在力避讹传,还历史文物真貌,存古文字精髓。一、祈。析。最初在货币。出现,是用作重量单位的,后。渐用作货币的称…     

汉语动词“上/下”和泰语动词“????/??”基本意义对比分析

汉语“上/下”和泰语“????/??”均可用作动词。文章以对比分析方法为基础,对汉语和泰语动词“上/下”和“????/??”的基本意义作了对比,进而提出对该动词的更为理想的教学对策。     

说“郫”字,论郫县

在中国汉字中,“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对“郫”字都只有一种解释：“郫县,地名,在四川省。”难道“郫”字就只有这一种用途？是唯一用作地名的汉字？     

释“吾”及相关字

“吾”字从口,从(X),(X)亦声.口表城邑,(X)有交错义,表抵御,二形会“守卫、抵御”意.早期字形中,用作部件的“口”“口”每多相混.今见早期“吾”字,除商尊、唾虎地秦简和战国玺外,多已改从“口”.因“吾”被借作第一人称代词,遂另加义符“口”造后起“圄”字表“守御”本义.     

足下生“花”

遍地“莲花”,居然都是恐龙脚印。近日,科学家在重庆发现中国西南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 重庆綦江县境内风景秀丽的老瀛山上有座“莲花保寨”。这座南宋时期利用自然劈开的悬崖裂缝建起来的山寨,曾在战乱年代被山民用作栖身之所,因为地面遍布“莲花”状小坑而得名。近日,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遍地“莲花”,竟是恐龙的脚印。     

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释《南史·宋本纪》之“禾绢闭眼诺”

《南史．宋本纪》记述南朝刘宋明帝时流行有谣谚云“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橐”。至迟从赵宋时起,人们对“禾绢”的语义。即已不甚明了,普遍将其用作中性的人主代称,或是用以代指圣明君主：清代则有人老实承认此语“甚为费解”。本文认为,“禾绢”之“绢”应是假借为“稍”,而“稍”字的本义则是指麦茎,引申为泛指各类禾稼的茎杆。在“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橐”这一谣谚当中,本是用“禾稍”来贬斥宋明帝像随风摇曳的禾稼茎杆一样,听凭胡母颢的摆布。後世将其用作中性或是褒义的词语,并不符合其本义。     

贝氏的“国际大嘴巴”

3月25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忘乎所以,竟信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把婴儿煮了用作肥料来灌溉田地”。发自亚平宁半岛的这一怪论,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华大地引未一片谴责。很多人大感诧异:“2006中国意大利年”拉开帷幕不久,贝卢斯科尼此举为何如此不可理喻?另有很多人摆开架势,欲与贝氏理论一番:中国确曾发     

秦汉“长吏”考

在秦汉四百多年时间中 ,“长吏”的含义有过变化 :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 ,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 ;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 ,而不及其佐官。秦及西汉时期 ,“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 ,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 ,到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而都官长丞和侯家丞自始至终没有被包含在长吏的含义内。这从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金钱义记”钱的来龙去脉

本文介绍一枚“金钱义记”币,其径44mm,穿7mm,缘宽6mm,重28．4g,钱文刚正,铜质熟旧,制作精美。它是浙南地区一个反清秘密组织金钱会的会员用作身份证明的钱币。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1体现。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做考察,就必须承认,“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正面效用,用作前车之鉴,直接导致了周、西汉、唐盛世的出现;负面效用,以防弊致弱的方式,影响到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立制不良。对造成这两种不同效用的原因,应该正视和探讨。     

“跳岭头”与秋社互融的社会人类学探微——以钦州为例

随着人们对娱乐等社会性需求的加强,官方允许的社祭反被民间用作祭祀各种庞杂神灵的迎神赛社的理由。“跳岭头”持续一定时间长度的狂欢与酬神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与社祭的种种需求契合、秋社与秋傩又在时间上吻合,种种历史巧合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跳岭头”被吸纳进秋社中;社也成为“跳岭头”内涵的重要组成,并被利用来划分“岭头”一定分布区...     

试说西周金文中用作地名的“斤”

西周金文中有一个字形作“斤”的字,用作地名,见于《殷周金文集成》2674征人鼎,以及新近发 布的京师畯尊,涉及周昭王伐楚、南巡路线. 征人鼎,又名天君鼎,陈介祺旧藏,现藏日本①.125个字(含合文1,图一):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     

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北大核心CSSCI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用作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促使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南明”史加以重视,“南明”语境骤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风行一时。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在课堂讲授和课题研究中,历久弥新。     

动词“做”与“ ”、“ ”之比较

“做”是汉语中很常用但是用法又相当复杂的动词,汉韩词典中常以“ ”、“ ”为对应词。但“做”与“ ”和“ ”又不是完全对应的。正是一些词义和用法上的相似点和差异造成了很多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困惑,从而出现偏误。作者试图分清“做”与“ ”和“ ”之间的异同之处,总结它们的用法规律,帮助学生抓住不同点,正确使用“做”。     

“萧条”“奔”“以”释义

一、关于“萧条”宋玉《风赋》中“萧条众芳”一句的“萧条”一词,注家多释作“寂寥”、“雕零”。这与安适富丽的楚王宫中景象和“宁体便人”的清爽大王雄风颇为不叶。“萧条”一词在这里应该解作“动”。它与“萧萧”、“骚骚”、“萧骚”、“搜搜”等词是同义语。     

汉镜“宜酒”“幸酒”“纵酒”铭文

汉代铜镜铭文中涉及“酒”的文句体现了当时的饮酒风习已经对社会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镜铭所见“宜酒食”“饮澧泉”等表达了汉代日常生活中酒的重要性。“酒如河”“酒而河”希求体现了“酒”的社会需求程度。镜铭中“醉”“酲”“醒”生动体现出饮酒后的生理与心理反应。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新认识

自汉之后,学者对《考工记》“匠人营国”一节文字的含义颇多歧见与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东汉经学家郑司农辑录、郑玄注释的严重错误所导致。汉武帝时少府考工官依据西周遗文编选而成的《考工记》,约在两汉之交散佚。郑司农把《考工记》佚文及不属于《考工记》的“营国”佚文合并增入《周礼》后,“营国”制度受到郑玄等历代学者的错误解读。“营国”的对象不是郑玄所指的周王城,而是指西周时代的诸侯大国。“國”字是西周中期分封制度定型时创制并用作诸侯国专称的。“建国”的含义等同于“封国”,“营国”即指在分封的诸侯国内进行城郭、食邑等营造活动。城“方九里、旁三门”的含义不是指方形城的边长九里、每边三门,而是指城墙的周长九里、城门三张。“九里之城”与“百里之国”“三里之宫”结合,构成西周时期诸侯大国地域、都城、宫殿三层次的礼制格局和尺度。西周王城的周长为“方十二里”。“营国”制度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周王城规划,而是西周王朝为诸侯大国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可称之为“周诸侯国规划模式”。这种规划模式的思想与原则,能够反映西周时代中国国土空间规划设计所达到的科学与艺术高度。东汉之后,已经异化的“营国”思想,对北魏洛阳、隋唐长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