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礼”对《唐律疏议》中夫妻关系法律规范影响

"一准乎礼",是唐律的一大特点。唐律在规定夫妻关系时也受到了"礼"的影响,可以说贯穿夫妻关系的始终,使"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从夫"等礼制思想走向法制化,或者说礼、法合一化。     

璋之名实考

璋之名实考涂白奎在古代中国,玉器除用作装饰、玩赏外,在礼仪活动中作为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还被广泛使用于宗庙祭祖、事神礼神。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把玉帛作为礼制的体现物,其在礼仪制度中地位之重要也就可见了。根据古代文献,这些用于宗庙祭祀、事...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制度、经典和观念——清代礼学考证方法举例及其局限

<正>一、制度和观念之间——礼典的性质《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礼制构建是一个历时化过程,社会形态、国家权力、风俗人心的改变都会促成礼制的因革。《礼器》又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     

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

居丧之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通过丧服变除,使居丧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束情感,恢复正常生活,情、礼兼重的孝道观也得以形成。但在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在礼制中的地位大为提升,逐渐成为体现孝道最重要的因素。对此过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礼学与玄学的关系,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与互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遵礼——春秋社会礼制运行的主旋律

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使传统礼制出现了僭礼、违礼、遵礼三种情况并存的现象。尽管春秋社会僭礼、违礼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也习惯用＂礼坏乐崩＂概括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但总体来看,遵礼仍是春秋社会礼制运行的主旋律。礼对于诸侯国的治理、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个人在社会上的安身立命,甚至春秋时代的战争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初礼仪制度管窥——以鲁荒王墓出土文物为例

明朝在元末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立国,明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中国之礼变易几近""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之弊,力图革除元代"胡礼",恢复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格外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甫一即位便着手大范围的礼制变革。不过由于建国时间较短,礼制实践的基础不足,直到洪武末年,明朝国家礼制的主体才趋于完备和定型。鲁荒王朱檀是明初第一个按亲王之制埋葬的帝王贵胄,其墓及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正是明初礼制建设过程的缩影。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试论秦始皇陵的堧地

从出土文献看堧地之制在秦代就已列入禁苑规制,礼制建筑中也设有庙堧;西汉时期的都城、禁苑、宗庙、陵墓等也继续沿用堧地之制;因此秦始皇陵两重城垣之外的区域应该为陵墓的堧地。秦始皇陵的堧地中设置的内容有墓葬、外藏坑以及池沼、建筑、道路等,其外围标志则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商周射礼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兼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

经学解体之后,"三礼"学研究也实现了学术转向。礼制问题成为历史研究中制度文化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一些学术规范,如史料辨析和分区分段方法,也影响到礼制研究。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商周射礼研究在近百年来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新近出版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先秦礼制研究尤其应当注意"史料批判",既要充分吸收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也要避免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进行牵强对应。     

古建筑砖石墙体的结构性保护与施工

我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砖石结构在古建筑中主要起围护分割空间、保暖等作用。作为独立的建筑结构使用,我国砖石砌体除应用于一些小体量的功能性建筑物(如照壁、围墙等)外,还应用于礼制建筑、宗教建筑,以及一些攻防工程(城墙、城     

释■——新蔡楚简中的衅礼

在战国新蔡楚简中有一“”字,此字即典籍中用作衅礼之“”字。其重要性在于它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衅礼以及与其相关事物的可信,这对于先秦时期礼制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朝鲜礼书《四礼便览》体例及义旨考论

朝鲜中期礼学硕彦李縡所著的《四礼便览》一书,是继金长生《丧礼备要》之后,朝鲜时代最重要的礼书之一。在内容和体例上《四礼便览》均承袭《丧礼备要》,它以朱子《家礼》为蓝本,依半岛国风民俗进行了民族化、世俗化的改造,成为此后二百余年间朝鲜王朝此类礼书撰述的典范,也是李朝士庶践行《家礼》的行礼手册,为推动儒家礼制在朝鲜的民间传播提供了便利。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