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起就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革”时期放权改革对东北工业的影响

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倡导的放权改革,是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又一次探索。东北地区作为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此次放权改革对其影响甚大:一方面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推后,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东北五小工业的大发展。此次放权改革背景下的东北工业体制经历了由收到放的不成功探索,其运行则经历了一个停滞与推进、徘徊与勃兴的逆向互动过程。     

毛泽东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思想探微

毛泽东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所有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等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的武汉东湖情结——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正>1953年2月16日至1974年10月12日,毛泽东同志曾下榻东湖宾馆44次,每次少则十天半月,长则达半年之久。毛泽东同志爱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美丽的东湖之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继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共在这里接见64个国家94批客人,东湖宾馆因此享有"湖北中南海"之美誉。2003年10月,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高度重视下,毛泽东当年在东湖宾馆的主要办公、起居之所——梅岭1号经修复整理成"毛泽东同志故居",对外开放。2013年3月,进行了第二次整体装修改造,分成了毛泽东原物和图片实     

广东先走一步决策的演进——从[1979]50号文件到[1981]27号文件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议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指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要求"放权"的"地方话语"由此上升到中央决策。先走一步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广东因为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最初受我强敌弱和老区经验影响,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后来敌强我弱,对形势估量不够和其他主观错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造成"急性土改",给干部群众造成很大损失。认识到错误后,在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下又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政策。最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实施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充满着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展示着毛泽东的从谏善断、邓小平的求实思考。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非常典型,为全国其他新区的土改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述略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反映的是高等学校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特别是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本主要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下建国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50年来,我国的高教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由集权到放权、又从放权到集权、再到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几次反复的曲折过程,其中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的一次谈话

胡澄同志寄了最新的一期《北京党史》给我,上面登了龚育之同志写的《听毛泽东谈哲学》,是一篇问答式的文章,所谈的主要内容是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地方接见一个写作班子谈话的情况。这个班子是     

关于博古不让毛泽东随队长征问题的一点探讨

由于毛泽东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存在矛盾与分歧,所以许多关于长征著述都提到当时博古并不准备让毛泽东随队转移,是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毛泽东才走上了长征路;当时干部的去留博古有很大的发言权,但不能说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与毛泽东是同志而不是敌我,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如何革命。     

简析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的传播

正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有关毛泽东的信息历来是民众关心的热点,虽然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家庭等已为群众所熟知,但仍有许多信息并不为一般人所知。部分人利用群众高度关注毛泽东相关信息的心理,制造和传播了多起谣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经历了产生、发酵、扩散、真相大白的过程,其传播过程主要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我国地方税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探析

地方税制是国家税收制度的组成部分 ,国家进行税制调整常引起地方税制的变化 ,税制调整又与财政体制的变化相关联。由于地方税制是以中央与地方分财权为前提 ,因此确立什么样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直接决定着地方税制是否存在 ,以及地方税制的存在形式。财政体制发生变化 ,地方税制必然随之变化 ,税制调整和财政体制调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文章在回顾与总结我国税收制度发展和改革历程的基础上 ,探讨了地方税制产生和发展以及运行的一般规律 ,并对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 ,使地方税收活动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提出了设想     

宋代路级机构间关系之研究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首次在路这一高层政区设立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如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它们共同掌管一路内的各项事务。这些路级机构由于职权互相交叉,在地方管理中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路级机构间互相监督、考核,联合行动与分部按察,长官互兼等。路级机构长官之间也因在同路为官,有或亲密、或交恶的私人关系。宋代路级机构间所确立的复杂关系,有效防范了地方分裂割据,推动了宋代地方事务处理的专业化,促进国家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同时也出现了机构众多,权力分散,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这表明政府在加强制度约束的同时,必须掌握好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度",同时提高为官者的素质,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     

“借口”:中国城市资本高度集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现象,本文从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出发,发现中国城市存在着高度积累,特别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持续投资增长的现象,在分析投资、投资效率与大型事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官员晋升竞标赛和财政分权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假设,认为大型事件不过是政府构建的一个有利于在城市体系下,通过打破传统的政府预算约束,实现资本高度集中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借口"模式旨在揭示大型事件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激励,并以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为例,按政府构建—突破约束—官员晋升的结构,分析了广州市政府构建全社会共识,举办亚运会带来巨额投资促进城市发展实现政治与经济激励的事实,为"借口"模式提供了实证的案例。最后,对"借口"模式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1907年地方官制改革方案筹议研究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从改定官制入手。两个月后,中央官制的改革方案颁布实施,但地方官制的改革方案却一再难产,迟迟不能颁布。在筹备地方官制改革的过程中,清政府中的各种势力围绕着应该即改还是缓改,应该大改还是小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其中既有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包含了对改革方案可行性的考虑。直到次年7月,正式改革方案《各省官制通则》终于在折衷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得以确定公布,然而正因为其在制订时有意规避了种种复杂的问题,故而在时人眼中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试办方案。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以广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和管治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对城市空间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近十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地方政府管治的关系,发现市级政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战略规划为纲领的管治方式主导了城市生产及流通空间的建设;同时,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协调的原因,地方政府管治过程出现了尺度分异,表现为区级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共同作用下外围地区空间拓展向北低效蔓延的管治失灵现象。通过对政府管治在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成效的探讨,以期对引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管治和城市空间关系的思考。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Geographical Takes on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Australia

The idea of an economy taking a geographical journe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hanging spatialities and how these shape and result from economic change. It also focuses on the geographical scaling of key processes. Using these insigh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change in Australia in which the nation State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markets and accumulation processes, albeit with dramatic shifts in the qualitative nature of that role. Such shifts have been crucial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Australia's particular variety of neoliberalism. The paper explores the liberalisation of Australia's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 trade policies and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environment. The three cases suggest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in the State's adherence to a neoliberal reform agenda, in the name of globalisation, while facing: first, political needs to retain sovereignty ov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tighten border protection; and second, multi‐scaled polit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clashes with State governments grappling with regional and local impacts of change. There has been no simple roll‐out of neoliberalism in Australia since the mid 1990s. Geographical scales, constructed contingently by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ts, have contributed in fundamental ways to the power and direction of economic reform. Despite powerful re‐scalings to both global and local level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diminished role for the natio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