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病人躲避“造反派”盘查

“文革”初期,湖南城步一中我的班主任老师张世兰因拒绝“配合”县城“造反派”的造反观点与行动,还批评“造反派”们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城步一中及县城各厂矿的“造反派”成员多次批斗,在批斗时被“造反派”成员挂黑板游街、跪砖渣、用脚踢、棍棒打,身上被打成多处内伤,折磨得死去活来.     

晚上不许斗女人

“文革”时期,村里（山东潍坊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经常跑到公社,把一些“走资派”和“保皇派”揪到村里批斗。一天晚上,造反派把批斗重点集中到一个女“保皇派”身上。这个女“保皇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非常漂亮。据说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和丈夫一起被下放。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责问她如何勾引干部,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有正义感的群众纷纷走了。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杨静仁平凉遇险

文化大革命前期,杨静仁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宁夏的造反派给杨静仁同志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帽子。“走资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对头”,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为加快这一进程,造反派们密谋,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缺口,进一步罗织罪名迫害他。在翻遍记载杨静仁同志的历史档案后,造反派们发现杨静仁在抗战时期同志由兰州奔赴延安途中,路经平凉时,由平凉国民党驻军军长杨德亮导演的一出“捉放曹”,使杨静仁同志虽遭国民党通缉,但有惊无险,[第一段]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报头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报纸坚持正常出版都不容易。形形色色的造反派,不断向报社找茬闹事。一张报纸印出来,尽管没有什么大问题,造反派也会“在鸡蛋里挑骨头”,把本属正常的事情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到报社闹事,力图迫使报纸     

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记

一 “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织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     

卫恒之死

七、汹涛击岸在山西“文化大革命”的狂滥漩涡中,卫恒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无比信赖顽强地拼搏着。“造反派”频繁的围攻、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把他折腾得憔悴不堪。熟悉他的人,看到他那样子,心情很沉重,为他暗暗掉泪。而丧失良知的“造反派”却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66年11月12日,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山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号召山西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和卫、王、王集团斗争。同一天,“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北京强行占据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设立由他们组织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     

毛泽东偏爱大老粗将领

1967年8月6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市民盟：恢复组织与开展活动散忆

在“文革”动乱中,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遭遇,武汉市民盟组织被解散,市委会机关景明大楼也成为造反派“据点”,机关专职干部则分别下放到工厂和街道。民盟的广大成员对自己的“盟员”身份避之而惟恐不及。     

周恩来、邓小平与张霖之的平反昭雪

1966年12月,在“文革”最疯狂的“夺权”浪潮中,自1957年起担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张霖之,被江青、戚本禹公开宣布为“彭真的死党”,并鼓动造反派“集中炮火狠狠地打”。经历了30多天的非法拘禁和惨无人道的拷打,1929年入党的张霖之坚强不屈,拒不承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所谓“罪名”,坚决不为野心家、阴谋家陷害其他同志提供不实证据,以致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一小撮凶手毒打致死,时年59岁。作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死于直接暴力的政府部长。张霖之的遭遇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万里桥畔养疴记

（一）在“文革”快要收尾那两年,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人物,该死的已死,该病的已病,该“夹着尾巴做人”的已不敢乱说乱动。这时造反派的斗争矛头,已转向了上层的政治要人,而剩下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反而得以松口气。我个人正在这时,也病倒了。据医生说是“冠心病”,但我个人的感觉,则病情相当复杂和严重。而值得庆幸的是,我居然能请假治疗;而且为就医方便,竟得暂住城内,并在万里桥边,与老伴潘在云赁屋而居。从外表看,我并没有什么病态。但经常心闷,心慌;有时甚至自己似乎失掉精神控制力。我冬天向来很怕风寒,…     

“破四旧”运动中人民大会堂文物何以保存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兴起一股“破四旧”思潮,许多文物被当做“封、资、修”遭破坏焚毁。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会堂陈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当做“四旧”通通砸烂。国宝级文物眼见就要遭灭顶之灾!民族文化瑰宝何去何从？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     

《三上桃峰》的被诬与平反

六十九军进山西“支左”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后,随之而来的是造反派也分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其间,由于江青和康生的插手,更加剧了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从互相攻击发展到真刀真枪的武斗,从省到公社甚至村庄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工业生产多数被迫停产,特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1967年春,正是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的时候,同时也迫害被划为“右派”的人。“大右派”章伯钧是“章罗同盟”的头号人物,在这年年初就被民盟中央机关的所谓“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中院过厅东侧的一间空办公室内,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让章伯钧坐卧,在朝西的门口北侧放一小木床,是看管他的人使用的,他不能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都有看管跟随。一般干部不准进囚室。看守的人叫姚振中,已故,当时40来岁。他看到已六七十岁的章伯钧睡在稻草上,于心不忍,于是让章伯钧睡在床上,自己则睡在稻草上,为此还受到批斗。作为民盟机关的干部,我们只能对章伯钧…     

邓小平疏散谪居南昌的日子

“文革”伊始,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因向首都高校派驻工作组,被造反派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软禁在中南海三年,经常遭到激烈批判。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1967年初,章伯钧被民盟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中院过厅东侧的一间空办公室,不许他出囚室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时也有看管他的人跟着。     

贵阳人民广场毛主席塑像雕塑前后

在“文革”年代,“第一声春雷”的称誉为贵州所“抢先”。1967年早春,贵州省“造反派”夺取了省市领导权,被“中央文革”誉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如是,省会贵阳市便有了“春雷广场”,便有了当时国内最高的一座雕塑：毛主席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