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是独立生长的区域性文化形态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只有极个别以地域命名的、具有学术性质的区域思想文化形态,“浙学”便是其中之一。 “浙学”是以事功和功利为核心,主张农商皆本、农商俱利的经世致用之学。浙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农商皆本”、“农商俱利”、“经世致用”同儒家思想体系和治国理念的核心“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有巨大差异甚至对立性。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80年代以来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研究概述

８０年代以来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研究概述陈国灿南宋时期,浙东地区（钱塘江以东）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均以注重实事实功、强调经世致用、倡导实学、讲究功利而闻名于世,被人们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该派一度与朱...     

论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倾向

晚明学风,至清初而为之一变,由空谈义理性命转向经世致用,提倡实学,注重经史之学的研究。黄宗羲是开此风气之先的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明清之际浙东史学的开创者。其私淑全祖望继承和发扬了他所开创的这一学派的学术风格,是这一学派中卓有成就的经史学家。本文拟对他们的学术倾向进行初步的探讨。     

罗香林教授之客家学的形成

一、前言 近世学术形成之“显学”,莫不与地下爱宝有关,致学人得以据此新“有”以印证故“有”,或以故有之学以相稽推究而深探其本,遂发展成为所谓“甲骨学”、“敦煌学”者是,惟“客家学”则由“无”所据而由广东兴宁罗元一先生（1906-1976）触类旁通,于缺乏大量史料中别取蹊径创立建构而来。或日自1930年先生始立“客家学”（Horrology）名辞后,客家学之研究遂为世人所重。自先生开此一门研究客家民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学科之风气至今,已演为国际“显学”之一。     

我国古代的重商思想与欧洲的重商主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丰富的商业思想,主要包括商业经营理念和重商思想,这一思想到南宋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形成高峰,并在清初因浙东学派黄宗羲和颜（元）李（堞）学派中的王源（1648-1710）的《平书》而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张舜徽论清代学术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钟敬文在20世纪最后20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理论,都体现出他所拥有的文明视野,即涵括多主体文明关系和中华文明主体的视野。传统文化整体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研究均具有批判性和方法论建构的意义。他提出“民俗文化学”,源自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歌谣学运动、通俗文艺研究、风俗调查等面向民间大众的文化再造潮流予以统一概括的设想,但是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活。钟敬文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包含着对于“文明体”与“学派”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的一系列学理思考,环环相扣且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情感脉动息息相通,因而具有可以被后辈学人不断发挥的巨大理论潜能。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林雨化的“经世致用”与林则徐

“经世致用之学”是我国古时文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优良的学风和为人作风。它曾经对林则徐在求学、为人、从政和育人等许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从“胡张”到“朱张”——以张栻为中心的湖湘学脉检视

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通过其父张浚承接忠孝家学以及焦定易学为主的蜀学,另一方面独得胡宏性理之学,主教于岳麓、城南书院,将湖湘学派发扬光大。张栻待人以诚,与浙学陈傅良和闽学朱熹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前者曾问学于张栻,后讲学于岳麓书院,促成了性理与事功兼备的湖湘学“胡张”传统;后者与张栻同辈论交、相互启益,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共同发展,又随着朱熹地位的提升以及真德秀、吴澄等人对岳麓朱张会讲的弘扬,最终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朱张”传统。     

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顾颉刚等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和清季西北史地学派之余韵,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组织“禹贡学会”,创办刊物,编辑丛书,整理旧籍,致力于边疆史地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在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禹贡学会的工作不仅在当时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人才。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m）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季英与太谷学派

季英先生（1887—1954）是我的外祖父,笔者从小就生活在老人膝前,从北京到天津,从苏州到杭州,耳闻目睹家中许多轶事,年少时笔者只知外公是位知识渊博的慈祥老人,成年后浏览了学派书籍和有关资料,始知外公是位出身名门、学贯中西的儒家学者,其毕生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太谷学派《易》学的继承和发扬。有学者认为“在太谷学派第四代弟子中,当算刘大绅（季英）的学术成就为最高……算得上是奏出了太谷之学较为奇特的历史休止符”。     

古村文脉寻踪

浙北平原文化发达,但浙江历史上最具思想活力的文化高峰却崛起于经济落后的浙中和浙南地区。科场连捷、大儒迭起、学派纷争、党禁悲歌……那些扎根于村落里的家族之树,因为分享了这片土地的光荣、落寞和感伤,充满人文魅力。     

历史学家如何经世致用——郑天挺的经验与意义

发扬中国史学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一般理论的探讨,更要重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发掘整理,以资示范与引导。郑天挺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等特点：他“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入世”以善作致用之学、善用忠恕之道、善谋民生之需、善于学以致用为特点。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成果需要走出书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对研究宣南“士人文化”的一点意见

有清一代,北京的宣南地区是文人学士主要聚散之地,是全国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时期出现在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学派或学术门类如“皖派”,“公羊学”,“西北地理”、“蒙古史”等等,都相继在这一地区形成。到晚清,北京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又在这里诞生(如著名的“京剧”)。所以,不论作为世界文化名都的北京,还是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其形成和发展,都与“宣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

“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德一直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儒家文化。孝德,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后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孝”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根本。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