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清人论职官俸禄与廉洁之补正

清人论职官俸禄与廉洁之补正吴吉远清代职官俸禄经顺治、康熙两朝几次调整,遂为定制,是历代封建王朝最低的。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贪污腐化、贿赂公行、需索陋规最严重的王朝之一。职官俸禄与为政廉洁是否有直接关联呢？清初一些有识之士也在探讨这一问题,...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     

太监每月拿多少工资

无论是在明代,还是清代,太监都是有品级的,这就意味着太监可以依照自己的品级领取俸禄。 尽管太监是有品级的,但是在朝廷发放俸禄时,太监领到的俸禄与同级官员领到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例如,按照明朝当时的职官俸禄惯例,正四品官员每年俸禄约合白银144两,而太监由于不用养家荫子,所得俸禄按规定不及正四品官员的1／10。由此可见,从数量上来说,宦官们的俸银还是比较少的。     

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

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张全明俸禄制度，是历代王朝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宋王朝采取“益俸”政策，当时官员的俸禄都很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①，并多以清...     

明清州县衙门陋规的存留与裁革

明清州县的陋规收入很多,衙门的陋规固随地皆有,但不能随意多取,按规定额度收取者为合法,其额外苛求者则为非法。明清州县陋规的90%来自于理财,而理财中的大宗来自于赋税、平余、盐当、杂课,州县官在理财额内收取的陋规,一般都能够达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的收入水平。如果额外苛求,是私派陋规、勒索陋规、需索陋规、私受陋规等,一旦发觉则要受到惩处。关于陋规是否存留,还是全部或部分裁革,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学者都各有看法,可以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帐单谈起

徽州讼费帐单真实地印证了清代基层司法中名目繁多的陋规.陋规的索取者主要是书吏和衙役,其存在及泛滥的原因比较复杂,给清代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造成了恶劣影响.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以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     

晚清官场潜规则

张集馨（1800—1878）曾在道光、咸丰朝十多个省份任职,最高职位做到了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级别。在其晚年时,他自订了年谱,并且留下了他与同僚的大量书信,这些历史信息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晚清官场。清代的官场,与明朝一样都实行低工资制,单凭那点死工资,官员们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因此,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大行其道。而在“陋规”中最大的项目又是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也就是公然的行贿。主要是进京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视察时捞取外快。     

探析清代官员经济犯罪的原因——从制度和体制层面

清代官员经济犯罪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诱发其犯罪的原因,经济犯罪是各种不同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从清代的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两个方面去探析清代官员经济犯罪的原因,以揭示在这种制度和体制下官员经济犯罪的必然性。     

太监每月拿多少工资

<正>无论是在明代,还是清代,太监都是有品级的,这就意味着太监可以依照自己的品级领取俸禄。尽管太监是有品级的,但是在朝廷发放俸禄时,太监领到的俸禄与同级官员领到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例如,按照明朝当时的职官俸禄惯例,     

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

花衣期是清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即规定官员在若干庆典期间应穿着花衣(蟒袍)。平时实施这一制度的庆典有元旦、上元节与万寿节,其中后者规格最高,变数最多,而且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万寿节花衣期的时间一般为正日及前后各三日,在若干整寿之年会加以延长,有时也会缩短。时间最长的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大寿,长达一个月。万寿节花衣期的长与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体现统治者性格的晴雨表。花衣期(尤其是万寿节花衣期)内,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呈现出"涟漪效应"。这样的禁忌促使官员尽量避免在此期间上奏,令这一制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唐代罚俸制度论略

罚俸的出现及其兴盛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有法制上的原因,但更是社会变迁在法律制度中的反映,是唐宋之际社会和制度变革中的一环。罚俸一般都遵循了唐律按四等官节级科罚的原则。罚俸的命令要由首脑机构中书门下直接下达,由负责检查和弹劾的御史台具体执行,还需户部金部司的协助。所罚俸禄交尚书都省收贮,尚书都省每到年底都需将一年之内的罚没总数奏报皇帝。     

光绪十年文职京员津贴考

<正>光绪九年,京官俸禄折发已历30年,要求增加收入的呼声高涨;而同光中兴局面日现,清政府财政状况略有好转。因此,户部奏请自光绪十年起给部分文职京员加发津贴。此事清代官书记载甚简,也未见直接津贴章程,研究也较少。1本文从户部、地方督抚的奏报,翰詹科道等官员争议的奏议中梳理出本次津贴的详情,并分析其与此时政治、财政的关系,以丰富清代俸禄制度的研究。     

宋代官吏的俸禄

在论及宋代官吏的俸禄时,以往史学界多存有一种误解,认为当时官员的俸禄都很高,并且经常以清代学者赵翼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这样一段近于夸张性的话作为佐证。 实际上,宋代官吏俸禄的高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这不仅表现在吏人很少吏禄,就是一般士大夫的俸禄也随官品之大小,差遣之有无而大相径庭,即使《禄令》所载的待遇,与实际收入仍有一定差距。根据笔者研究,宋代广大下级官员的傣禄并不高,有的则远远不足以养廉。这种现象往往在少数宰执、大臣高俸禄的掩盖下,被人们所忽视。为此,本文拟就两宋官吏俸禄的实际状况作些分析,并由此考察俸禄不足对官吏生活和吏治所产生的影响。     

清代对官员如何进行处分

<正>清廷对官员的处分主要有:一是罚俸。也就是扣工资,有罚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两年之分,这是比较轻的处罚。二是降级。降级又可分为留任和调用两种,留任的人仍可以保留现任职位,但俸禄要降一级、二     

清代边缺官员升迁的困境与应对

边缺是清廷为有效治理边疆等特殊区域而设立的特殊官缺,俸满优升是其基本属性之一。边缺官员俸满后的升迁分离任候升和在任候升,两者的候升期皆不断延长,但与普通官缺相比,其优升的优越性依然明显。离任候升者在候升期内无俸禄和养廉银,雍正以降,解决候升期内的经济问题已取代升迁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人多缺少、供需失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清廷对边缺在政治层面的优恤,被迫由俸满优升逐渐转变为优先保证边缺俸满官员有官可做,大小皆可。清后期,在署理制盛行之下,真正能够实授边缺且历满俸期者已寥寥无几,边缺俸满优升的属性已名存实亡。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研究

派遣御史巡察台湾是清代治台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制度共实行了60多年。本文试从巡台御史的设立与派遣、职责和作为,巡台御史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以及清廷对巡台御史的态度等方面对清代巡台御史制度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俸”“禄”不是一回事

正平时,大家习惯于将"俸"和"禄"连用,但在古代,"俸"和"禄"差别相当大。在《论语别裁》里,南怀瑾曾探讨过"俸"和"禄"的不同,他说:"‘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如果再细分,"俸"指钱币,又称俸银或俸钱;"禄"指谷物,又称禄米,所以,史料常以俸银和禄米来计算官吏的俸禄。具体到每个朝代,官员的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