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尤以陕西省最为严重。本文主要依据当时的报刊资料对此次霍乱在陕西省的发生、流行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进行分析,认为此次陕西省的霍乱疫情蔓延60个县,死亡人数13万以上;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至于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社会各界因社会地位、职责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也就各异。     

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 --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

广东城市鼠疫流行最剧的年代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数比福建要大,然而仍然只有10％20％,其他年份人口死亡数很小。在乡村,无论是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区域分布上,鼠疫都呈现出“此起彼伏,循环不绝”的流行特点。特大型工商业城市在鼠疫传播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这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对于鼠疫流行模式和人口死亡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生态变迁的过程。     

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1872—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埠际贸易为主,转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之前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麝香为主,后以五倍子为主。近代中药材贸易增长趋势明显,汉口的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以中药材名目为基础,从市场腹地、贸易路线以及与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发,对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体系分类考察发现,1872—1919年虽然有变动,但自清以来汉口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近代汉口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中药材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近代发达的国内市场贸易联动体系。     

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

在晚清行将告罄的1902年,霍乱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指标,敏感地反映了开埠通商前后中国北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疫区的盈缩反映出区域商贸交往体系的成型及港口的兴衰;城乡传播模式的沿海环绕及内陆、沿海轻重疫区的清晰分层则暗示出其时区域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而现代交通工具的介入,则从速度上悄然影响着霍乱的传播区域。     

1820年赣南周边霍乱重疫区的形成与变迁

在清代嘉道之际的中国首次霍乱大流行中,不利于霍乱蔓延的赣南及其周边山区却形成重疫区,但受资料搜集不全的限制,以往学界并未注意到此问题。藉由对1820年赣南霍乱重疫区形成原因的揭示及此后疫区变迁的梳理,可以显见商贸重心转移对霍乱传播的巨大影响。在商贸至盛之时,频繁的贸易交往等人文因素会逾越地形等自然因素的障碍,将霍乱强势蔓延开来。     

清末新疆回族的人口分布与地域经济差异——以新疆各地的乡土志为中心

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在分布上呈现明显的特征:从地理分布来看,其分布极不均匀,以伊塔道所属的各厅、县居多,喀什噶尔道的回族最少;从性别比例来看,以男性回族人口为主;从回族迁徙地域来看,以关内回族移民为主;从移民特征来看,以政府主导性的回族垦荒移民为主。清末新疆各区域的回族在其经济特征上呈现明显差异:镇迪道、伊塔道的回族以耕种为主,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的回族以经商为主。与陕、甘等地的回族相比,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在空间分布及经济特征上明显不同。     

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变暖影响,中国气象灾害频发。1932年中国23个省市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病。这次霍乱疫病的最大特点是受灾面积广、内陆省区受害重,陕西省死亡人口多达20万。究其原因,它是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霍乱等外源性传染病进入内陆过程的一个集中反映。1932年陕西霍乱是疫病从东向西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现代性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可以作为探讨内陆省区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新维度。     

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分布——基于空间效应的研究

城市人口集聚分布以及城市带的形成是一个空间现象,空间力量对其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17个县级以上城市1998年和2011年的城镇人口和经纬度坐标数据来研究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分布与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分布与其周围相邻城市的人口分布关系密切,并且其6阶空间自相关效应是最强的;同时地理位置对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空间分布和纵向形态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位置相关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人口规模聚集区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     

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流动商贩是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正规商业不相同。本文以正规商业和流动商贩的引力可达性指数,比较两者在同一区位的可达性差异,依此将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些类型在空间上呈同心圆、扇形与多核心相结合的分布模式。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发现以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为代表的社会力、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和具有不同监管强度的政府力均对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显著影响。     

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流动商贩是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正规商业不相同。本文以正规商业和流动商贩的引力可达性指数,比较两者在同一区位的可达性差异,依此将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些类型在空间上呈同心圆、扇形与多核心相结合的分布模式。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发现以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为代表的社会力、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和具有不同监管强度的政府力均对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显著影响。     

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可知:至1961年前,中国共有6次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而对全国与各省历史疫情的综合考察,是得出该定论的必经途径。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见,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散发,显示了中国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而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首次霍乱大流行,或许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供了别样的注脚。     

从赵钧瑞及其商业网络看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商人

18世纪中叶新疆进入清朝版图,不仅带来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此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广大空间。在不断加大的西向人口流动中,回族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商传统和在内地的人脉网络,又与南疆回城民众在宗教文化上彼此相通,在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表现活跃。因卷入乾隆朝"高朴私鬻玉石案"而知名的陕西渭南县回族商人赵钧瑞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文章利用高朴案审办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供词为主的档案记录,具体揭示赵钧瑞的活动经历、商业队伍的构成与经商方式,还原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与特点,以求深化对于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回族商人的认识。     

美国郊区化进程中的黑人种族隔离

20世纪初以来,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是美国黑人人口分布的主要特征,这与以白人族裔为主的郊区化模式迥然有别。学术界对美国黑人在大都市区中空间分布独特性的认识,大多立足于当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一般特性,种族区隔反而被视为空间分化的次要因素。对美国郊区空间分化过程中黑白族裔互动的考察,尤其是1970年代前后美国郊区空间与住宅市场分割与空间反歧视运动的开展,可发现黑白人口分布反差与种族隔离有直接关联,并形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交替结合的外在表征,从早期的政治经济因素到后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区隔变得越来越隐蔽,黑人人口空间分布模式有结构化趋势。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对比分析——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是解决统计数据与自然要素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随着RS和GIS技术的发展,人口空间化方法推陈出新,但不同的方法各有优缺点,方法选择和精度保证是两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10年县(市、区)单元人口统计信息为案例,分别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建立1km栅格的人口空间化模型,再分别以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办)为验证单元,比较两种方法模拟人口分布的优缺点。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整体优于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且前者更适合于模拟人口总数居中的县(市、区),后者在人口密度梯度较大的城镇边缘有更好的模拟效果,在人口较少的地区二者的模拟效果均不太理想。本研究能够为获取高精度的区域人口空间化模型提供参考。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对比分析——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是解决统计数据与自然要素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随着RS和GIS技术的发展,人口空间化方法推陈出新,但不同的方法各有优缺点,方法选择和精度保证是两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10年县(市、区)单元人口统计信息为案例,分别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建立1km栅格的人口空间化模型,再分别以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办)为验证单元,比较两种方法模拟人口分布的优缺点。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整体优于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人口空间化模型,且前者更适合于模拟人口总数居中的县(市、区),后者在人口密度梯度较大的城镇边缘有更好的模拟效果,在人口较少的地区二者的模拟效果均不太理想。本研究能够为获取高精度的区域人口空间化模型提供参考。     

人口因素对零售商业设施规划布局的影响及GIS技术辅助方法的探讨

人口是商业网点建设和布局的基础条件,也是商业网点规划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人口规模主要影响商业网点的总量,人口分布主要影响商业网点的布局。本文从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人口分布对商业设施空间布局的影响,并结合GIS技术做出分析和判断,希望对规划者及零售商的投资与开发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     

徽章中的防疫历史记忆

在人类千年文明史中,瘟疫总是以挑衅的角色与我们相伴同行。14世纪毁掉欧洲1/4人口的“黑死病”、15世纪至18世纪横扫欧洲的天花、1799年把英国人口死亡率推向顶峰的结核病、1840-1862年席卷全球的霍乱、1844-1866年在沙俄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炭疽,以及20世纪以来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疯牛病、艾滋病、SARS、禽流感……还有庚子鼠年春节前夕湖北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英国医学界关于1832年霍乱的病原学之争

1832年霍乱在英国流行期间,面对数万人的感染、死亡以及巨大的社会恐慌,医学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霍乱致病原、传播及传染性的病原学之争随之兴起。在这场争论中,传染派认为细菌、病毒、微生物是致病原,通过接触加以传播,强调霍乱具有传染性;非传染派将致病原归结为瘴气,认为人体因吸入瘴气而发病,否认霍乱具有传染性。霍乱病原学之争折射出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医学界上层倡导的传染论得到统治精英的支持,因为这为其追求国家权力扩张提供了依据;医学界中下层倡导的非传染论,在工商业阶层及下层民众中广受欢迎,因为它更能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与道德关切。关于霍乱的病原学之争,本质上是医学界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尽管传染派观点后来被科学证实,但19世纪中后期传染论的失势及非传染论的崛起表明: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一个单线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经常是一个曲折、迂回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人类对于流行病的认知与探索将永无止境。     

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28-1948)

史语所人员结构呈四级金字塔状,职位高低与人数多少成反相关;出生年份主要分布于1890—1919年,且随所发展下移,初创期以1890—1899年为主,发展期以1900—1919年居多;近九成有高等教育经历,约三分之一有留学背景,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欧美名牌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籍贯分布于中东部15个省份,大致从东南沿海、沿江向西南、西北边陲地区逐次递减;人员空间主要由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网络构成.通过分析其组织结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地域分布与人际关系之间相互牵动的情形,能够凸显学术发展与人际网络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关系,从而揭示社会关系视域下学术帷幕间的各种利益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