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对孔子丧葬观认识的偏差及其原因

接要孔子的丧葬主张是"葬之以礼"即依照与死者社会地位相当的丧葬规格之礼葬之;并且认为对死者的追思与哀悼比丧葬的奢华更加重要.而且,"死,事之以礼"是"孝"的延续,生前更应当"生,事之以礼"。在父母长辈活着的时候"敬而不违,劳而不怨"比死后"破家厚葬"更能体现"孝",所以孔子认为家贫难以成礼的话可以权宜。而由于孔子后学关于丧葬的学说、汉儒之学主张"厚葬"的孝道观等种种原因,后世对孔子的丧葬观认识产生了偏差,才有了"孔子主张厚葬"的误解.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论王闿运《礼记笺》的笺注特色及所见王氏礼学思想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经学家、湖湘礼学大师,《礼记笺》体现出了王氏鲜明的笺注特色与经世致用的礼学思想。王闿运宗郑而不盲从郑、驳孔而不废其说、有疑而不臆断、敢于提出新见并随时自证、重视经注版本文字的考订,这都是《礼记笺》笺注特色的体现。在《礼记笺》中,王闿运通过创造性诠释将其“礼以自治”的礼学思想融入古礼之中,并以时礼训解古礼、以实证去考求古礼,体现出了王氏礼学研治服务于现实礼治的主张。《礼记笺》是研究王闿运礼学及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试论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贡献

在非汉族统治时期的元朝能将"以儒治国"思想顺延下来,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除了与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存在密切联系,还与当时的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存在密切联系,其中耶律楚材采取的"以儒治国"就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此,笔者将对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思想进行简要分析,并深入探究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贡献。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浅论孔子之“仁”

孔子的"仁学"诞生在"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是时,各个军事集团相互征伐,先贤所作之"礼"彻底崩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站在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仁"的伦理规范,这套规范以"爱人"为核心,包含了忠、孝、节、义、恭、宽、信、敏、惠等诸多方面。孔子"仁学"的提出是与维护"礼"分不开的,在探索"仁"与"礼"的结合点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世人内心的规范——"仁",这在是先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造,对当时乃至今天仍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评介

2008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林存阳著《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一书,是作者继《清初三礼学》之后研究清代礼学的又一力作。笔者研读之后,略谈一点体会。     

《汉志》"及孔氏学十七篇"解疑

《汉志》"《礼》类"小序:"《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敞以"及孔氏"连上读,改"学"为"与"①.黄以周以淹中即孔氏里,改"孔"为"后","及后氏"连下读,释"学"为学说②.段玉裁引述《汉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后氏、戴氏经十七篇相似,多三十九篇."③折中刘、黄,但增字解经.叶德辉以"鲁淹中及孔氏学"一读,谓"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淹中及孔氏学所传皆有其书"④.张舜徽读作"出于鲁淹中及孔氏",谓《礼古经》一出淹中一出孔壁⑤.王葆玹以孔壁在淹中,删"及"字⑥.上引诸说皆不确.     

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刍议

龚自珍是我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杰出思想家。作为封建末世清醒的大思想家,龚自珍意识到中国社会正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危机前夜。他目睹这危机前夜整个社会所呈现出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内外交困、思想沉寂的局面,心急如焚,满怀忧国忧民之情,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提出了一系治国安邦的社会改革思想。具体说来,其社会改革思想主要有:改变选人方法,注重经世致用;反对论资排辈,用人不拘一格;主张以礼待臣,尊重大臣人格;陆防海防并重,抵御一切外侮。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三礼学通史》评介

<正>在我国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礼”学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20世纪初叶之后,随着帝制的崩溃、社会的转型、文化范式的变迁,作为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之学逐渐式微,少人问津。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礼学专家丁鼎教授主持编纂的《三礼学通史》于2020年问世,可谓“三礼学”复兴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不仅对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朱熹修撰《仪礼经传通解》编年考辨

明清诸本《朱子年谱》载朱熹于庆元二年丙辰(1196)始修礼书,现代学人多疑其说。本文考证《仪礼经传通解》整体纲维的最终厘定,当以朱熹答余正甫第五书为标志;答余书之作,在庆元元年乙卯(1195)秋间。以此为基准,旁参朱熹与友生论修礼之书札、语录,可知乙卯以前,乃朱熹修礼的酝酿构思期,期间朱熹关于修礼的构思,存在重要的前后变化:从梳理三礼文献之固有脉络,转向以礼学文献构建自身之"为学—立教"体系。乙卯以后,则为朱门集体修礼的开展期,旧谱"丙辰始修礼书"之说,盖本自门人参与修礼的实际见闻,其意义未可忽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

学界普遍认为秦、汉的法律是法家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份在内,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以礼入法,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然而,将出土秦汉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它是一部等级性法律,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     

评儒家礼学的“至善”观念及其价值

儒家礼学可以归结为"至善"之道,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圣人之境和致圣之道两个方面,儒家依照"至善"精神,塑造了"圣人"形象,构建起了"礼"学的思想道德大厦。     

浅析贾谊政论中的儒家思想

贾谊作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维护汉朝统治,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治国建议和主张。在其大量的政论著作中,贾谊在"礼"、"仁"、民本等方面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