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多维邻近性视域下大北极国家能源贸易网络的演进动力研究

气候变化引致北极海冰消融，世界大国的北极能源竞争愈发激烈。厘清各国能源贸易关系，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积极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是避免北极地区出现“公地悲剧”的重要路径。本文结合大北极国家概念，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大北极国家能源贸易网络的演进过程及其多维邻近性动力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网络总体趋向稠密化，其供应重心向西偏移，消费重心向东转移，产销空间高度分离。②网络表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步形成以美加俄为主导的“三极”格局。③网络的三大子群日益显现，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攀升。④网络演进过程受多维邻近性动力驱动，经济差异是主要内生性动力，地理邻近性是重要自然基础，组织邻近性是主要推动力，文化邻近性的作用趋向弱化，制度邻近性的作用愈加凸显。中国需抓住大北极能源贸易网络消费重心东移的契机，加速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大北极国家建立“三环”能源合作体系和高效稳定的能源合作机制。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卷入到旅游开发浪潮中，围绕旅游而发生的抗争日渐增多，这里称之为“旅游抗争”。旅游抗争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提出“场域-行动分析”这一新分析视角，破解“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分析模式内蕴的“行动-结构”、“个人-社会”和“主观-客观”二元困境，将“结构-制度分析”化约为“场域”，具体分为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将“过程-事件分析”化约为“行动”，具体分为行动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径。在该理论视角的关注下，本文对贵州西村旅游抗争的缘起、策略、演化路径及后果进行了完整叙事，为抗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重构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旅游地理学视角下第二居所旅居研究

后现代流动性范式下，旅游正经历从单一化的观光到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转变，旅游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逐步被打破。一种基于“休闲度假”与“居住生活”为一体的第二居所旅居现象方兴未艾，并因其独特的流动性特征及引发的新的“人-地”互动关系，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对国内外第二居所旅居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为研究脉络，对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并总结出基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体系。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我国现有研究对第二居所旅居引发的新的“人-地”关系关注相对较少，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最后，基于旅游地理学的本质特征，按照人地关系理论的“要素与结构-特性与演化-作用与机制-协调与优化”的研究主线，对未来第二居所旅居研究提出展望，以期形成具有旅游地理学特色的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理论体系。     

可以不读克里斯蒂，不能不读约瑟芬·铁伊——谁是英语侦探小说女王？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那种用皇帝或女王来形容艺术家或文学家的做法，虽然这种形容可能并不太离谱，甚至可能是贴切的，例如，赫伯特·冯·卡拉扬被称为帝王般的指挥家，这种形容对卡拉扬满合适，但是我就不喜欢卡拉扬这种帝王般的风格，相形之下卡洛斯·克莱伯那种充满灵气和潇洒非几的指挥风格才使我倾心；在文学领域，阿迦莎·克里斯蒂被称为“侦探小说的女王”，从作品的数量和销售量来说，克里斯蒂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女王”，不过只从销量来判断一个作家肯定是不够的。     

基于新经济地理“3D”框架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分析——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3D"（density，distance，division）框架理论，构建了旅游经济空间"T-3D"分析体系，分别以旅游经济地理集中度、时空距离及旅游联系诠释了旅游经济空间的密度、距离及整合。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刻画了旅游经济空间的T-3D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旅游经济空间密度的数值差异明显，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南疏北密"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空间距离总体较优，各城市间距离较近，且差异不大，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旅游经济空间整合表现为上海、杭州、苏州三足鼎立之势，呈现出"一核两翼"的区域旅游发展特征。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旅游经济空间"T-3D"分析体系的有效性。     

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共同在场下的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研究

传统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理论和模型，无法有效阐释亲子旅游等"群体旅游"现象。理解游客需要将其放置到"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及其在不同旅游情景中的不同角色功能。通过研究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以期回答"群体旅游"中个体成员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旅游活动成为家长精心组织和策划的，以"出去玩""见世面""涨知识"为鲜明主题，以加强儿童教育作为主要动机，以促进家庭关系作为次要动机的一种休闲安排，"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旅游决策特征非常明显。通过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父母收获了"好的父母"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在场"带来的家庭意识。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江汉平原农户日常休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汉平原京山市乡村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通过指数分析揭示农户日常休闲变化特征，运用回归分析透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户日常休闲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类型，但已呈现多样化、新兴化趋势；以“自家”为主要区位，但家外化、远程化特征显现；以“自家娱乐消遣型”为主流模式，但“手机/网络”为代表的“自家学习发展型”休闲增长迅速。乡村休闲发展水平受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双轮驱动”，农户个体休闲“惯性依赖”特征显著。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传统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红头巾”案例

“红头巾”作为中国近代女性跨境流动的典型案例，其影响不囿于“全球/地方”、“公共/私密”的空间尺度，还作用于城市尺度的实践，体现在“红头巾”符号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宣传之中。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比“红头巾”作为城市品牌构建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的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新加坡赋予“红头巾”建国英雄的身份，融入城市建设史并与现代城市空间共同打造城市名片；三水则以坚韧的三水女性华侨符号构建当地文化品牌，但效果无法等同新加坡。女性在城市尺度的空间实践值得关注，女性的流动将重构地方文化并塑造区别于男性主导的城市气质，最终作为实践空间的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文化资本。     

一“鲜”难求？地方流动对可持续饮食系统的影响机制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研究愈发受人重视，当前从关系主义视角的研究，偏重于与食物前向关联的“身体”，忽视了与食物后向关联的“地方”。本文选择福建省罗源县为案例研究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罗源饮食地理的变化情况，旨在探究地方流动对地方饮食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罗源从“海味、清鲜、笋糟、非标准”的闽菜系主导的地方饮食特征变为多元菜系并存的标准化饮食特点，原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新鲜”变得一“鲜”难求。该变化是由工业化、城镇化造成的“去地化”结构性因素与乡贤回家投资、三峡移民饮食跨地方迁移等“再地化”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本文提出地方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个体的差异化感知，不能用生产—消费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来替代个体对“可持续”的具身感知认同。     

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北京城中村居民“数字鸿沟”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远程医疗等数字经济业态的发展，促使学者们重新重视“数字鸿沟”现象，探讨“数字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相互影响。文章以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为调研地，发现：移动互联网发展，4G网络普及和国产智能手机崛起缩小了城中村居民在设备接入上的鸿沟，但其上网技能还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影响。产生“数字鸿沟”的传统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仍然在起作用，一些新的因素如户籍、网龄、上网时长催化了其在网络内容利用上的差异，社会结构分层同样嵌入到其网络产品和内容选择中。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数字鸿沟”的理解，也帮助我们分析其他社会弱势群体遭遇“数字鸿沟”的可能性。     

此心安处是故乡——失范理论视域下城市街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

街头艺术具有触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交织的特殊背景中，街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层”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排挤的对象。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建构街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解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探寻街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标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研究认为城市治理手段应当主动适应治理对象的行为规律与目标诉求才能避免失范，街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性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街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适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在地化的城市权利等，希冀善待和尊重街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     

关于我国核电发展与设立核电站布局“禁区”的思考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核电站近十多年来呈现出大规模发展的态势。认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需要在全国部分人口与经济密集、大中城市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核电布局的“禁区”。渤海沿岸是国家的政治核心与经济枢纽，渤海及其附近区域核污染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本文着重分析了渤海沿岸地带核电站发展的情况，并且认为渤海沿岸地带应该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核电“禁区”，根据我国核电站发展的态势，建议在“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对近十年来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家利益，审视其可行性与合理性。在“核电绝对安全”的神话一再被破灭的情况下，重新调整核电发展方针，实行总量控制乃至逐步减少。     

谁害怕马丁·瓦尔泽

《批评家之死》是个噩梦，虽然它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它的反讽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闪烁出预言的光芒。它还没正式出版，作者却差点入狱。 犯罪嫌疑人：马丁·瓦尔泽，1927年生，德国“四七社”元老，排名紧随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之后的3号人物。受害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1920年生，雄霸德国文学评论界近半世纪，人称“文学教皇”。罪名：涉嫌以恶毒笔法将受害人活活“写死”，毫不顾忌其犹太遗孤身份。     

中国城市群“文—旅—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攀升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在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群内部文化、旅游、科技产业资源优化再配置和协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城市群“文化—旅游—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表现为随时间序列呈指数式增长的攀升态势。本文通过对城市群“文—旅—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攀升规律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建立相关数理模型得到几何表达式；继而构建城市群“文—旅—科”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引入时间调整系数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到中国城市群及所辖城市的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文—旅—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攀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探究中国城市群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第二居所居民对“家”的感知与认同研究

流动性语境下的"家"不再被视为稳定不变的概念，而是被不断建构的社会空间。第二居所赋予了传统社会中的"家"更丰富的动态内涵与独特的象征意义。文章以避暑旅游地重庆仙女山镇为例，研究第二居所避暑居民对"家"的空间想象与感知，及产生的特定认同。研究认为，第二居所避暑居民实现了对舒适空间的功能认同、对精英空间的社会认同及对家庭空间的情感认同，三者凸显出家的休闲属性、社会属性与日常属性的有机统一。第二居所表明了一种逃离现代性及满足休闲需求的旅游形式，也是一种规律性、重复性和循环性的生活方式，同时彰显出对身份、情感及真实性的渴望。第二居所的居住过程是家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与第一居所及流动空间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家"。     

跨国精英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根植性家的营造

流动性背景下，跨国精英移民如何在迁入地实践、重构和感知家，以实现长久居留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本文援引“根植性家（rooted home）”的地理学概念，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和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根植性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日常生活实践与家的营造。研究发现：①跨国精英移民对家的根植性理解并非意味着他们“不流动”，而是在流动中与“过去的家”保持联系与平衡。②跨国精英移民对家的根植性实践表现在使用怀旧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策略，涵盖物质性、情感性和外部性维度，其中物质性维度较易实现，而情感性和外部性维度即使是精英移民也难以实现。③流动性加深了对根植性类型跨国精英移民对“过去的家”的认同，并影响其对现在和未来的家的感知和去向的思考。研究借助日常生活视角补充和完善了“根植性家”的理论与实证，也为跨国精英移民的深度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