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

自明中叶以迄清代,由于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赣南乡村居民自发地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于是形成广泛而持续的筑寨建围运动。伴随着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乡族势力尤其是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并日益地军事化和割据化,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乡村宗族构筑围寨,“聚族自保”,直接地导致“聚族而居”聚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也得以强化,这展示了赣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这一普遍而显著的社会人文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     

湖南乡村宗族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之变迁

大革命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湖南农民运动对湖南乡村宗族变迁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在农民运动这股排天巨浪的猛烈冲击下,虽然某些地方的宗族地主为维护本阶级利益极力维护宗族制度,利用宗族观念和宗族关系蛊惑族人对抗农民运动。但就大体而言,湖南乡村宗族趋于衰落。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乡村都市化进程加快,都市宗族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亦受到影响,传统观念的文化土壤、都市环境的心理适应以及经济利益的内在牵引是都市宗族得以存续的条件.然而,都市生活的浸染,致使宗族权力再度萎缩,宗族意识日趋消解.随着城中村的改造、村庄的终结,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必将转化为远离其传统载体的文化躯壳,并在跨越边界的社区网络中渐淡地延续下去.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

宗族为维护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创造条件设立祠塾兴学,明定学规,期望众多人才的出现。依赖学田和其他公产的专门拨款,宗族采取多种形式助学。宗族兴学助学富有历史意义,对其自身是强化建设,形成培养人才的机制,从而有持续性和活力。对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族学成为一种办学方式,系续前代宗族事业;促进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传承、发扬前人助学传统,泽及后世。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以豫西李村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的互动为例

公共空间,主要是从哈贝马斯而来的一个学术概念,而对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尚有开拓之余地。公共空间,从内涵上讲,可分为物质的、可见的、有形空间和不可见的、无形的、社会与心理空间。谈论中国的公共空间,必须区分城市与乡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与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而关于中国乡村公共空间之研究,     

国民党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

本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国民党政府时期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组织变迁的绩效及其存在的主要制度缺陷。     

《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读后--兼论国家、社会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的研究趋向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广大的农村经营着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历代王朝都以对广土众民的占有和控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随着学者研究视角的下移,对历史上三农问题进行研究,近年来蔚成风气,其中就帝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方面,成果较多,进展突出.     

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学校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管理私立学校的政策与措施,在基本原则、董事会管理机制、开办与立案、停办事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促进了私立小学、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等各级私立学校的迅速发展。私立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增减、分布地区不平衡、办学经费较之公立学校尤为困难等特点。其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教育重视的推动;自身的办学特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支持;海外华侨投资的推动;等等。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的历史启迪。     

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县级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司法行政当局力图对县级司法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县法院的普及.四川各县司法机构在省高院的部署下实施了改革.在人事任命上,提高了任职资格,采用新标准对既有人员进行甄别审定,采用考核录用的办法吸收新增人员,对未达标者进行培训,并建立一套常规考核办法.虽然经过努力改革目的部分得到实现,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许多因素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改革计划不切实际,合格的司法人员短缺,人员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等等,使得县司法处和县法院的建立一再拖延.另外,制度之间的冲突、围绕人事权力的争斗也消减了执行的力度.在监督方面,虽然最高司法当局规定了巡查制度和常规监督管理制度,但地方以种种应付手段使监督多流于形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基层司法实践问题 --对四川南充地区诉讼案例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制定出一些现代化的法律,但落实到基层司法个案的审理,却谈不上什么法制现代化和法制国家建设。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难以一言蔽之的涉共案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来说明那段时期县级司法的状况。     

■公簋与商周■族及其称谓问题

■公簋及其铭文对研究晋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认为■公所属族是作为殷商遗民而随唐叔虞封唐迁徙而来,并随晋侯燮夫迁徙于晋。族为商代重要族氏之一,与商王朝联系紧密,其地望近于戈族地望,在陕西泾阳附近。■公簋中的唐伯和■公均非爵称。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以来,人们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实验区及其代表人物、乡村私塾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乡村教育经费、乡村教师及其待遇、乡村师范、乡村社会教育等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评价有失偏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Relief services for the aged in Hunan and Hube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cused on the Hunan and Hubei area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discussion on the relief services for the age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quota and object of the aged who needs to be relieved, the constructional scale of the relief houses and the operation patterns of the institutions, it reveals the gap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the polic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hilanthropy and the limit of the government budget.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4: 3     

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时期城市化建设步骤述论

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计划中城市化步骤和西北省份建设中有关城、镇建设的设想和实施,既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领导西北建设的重要步骤和中心环节,也是这场开发中取得一定成效和颇具特色的方面。本文即以此为重点,对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时期所确立的以西京(今西安)建设为龙头,优先发展西北中心城市,并以此为依托,向周边辐射,通过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模效应,推进西北地区传统农业文化下商贸集聚地的现代城镇化改造,以城市化引领现代化的开发策略作一初步的考察,期为当今西北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