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初,由于缺乏对中国局势的了解,美国没有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随着对太平天国的深入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中立而倾太平天国转向中立而倾清政府。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受美国在华传教士和美国驻华公使的主张及美国自身利益的影响。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对于 50年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而对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深入。美国学者对这一段外交史的研究带有较大的缺陷 ,其主流观点也经历了三次偏摆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相当滞后 ,零星的成果也是相当粗糙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部分学者只关注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态———越南战争 ,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承继了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决定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外交档案———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于年前刚刚解密。本文试图依据已获得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对 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一次综述性探索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同仁对这一主题的重视 ,并展开争鸣。     

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近年来,围绕对“冷战”起源的讨论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史学界对战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不少专著和文章。台湾学术界对此也有专论。有的认为当时美国并无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有的则说美国政府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 究竟应该如何来反映和评定这一段历史?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它对战后中国和远东形势有什么影响?本文拟通过对1947年底、1948年初发生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辩论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所以要分析这场辩论,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各派势力的政策思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貌。     

试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布什当政的四年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四年,这一调整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调整中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过程前起后伏;二是目标为演变和遏制中国;三是出发点着眼于长期性和全面性;四是政策的矛盾性;五是突出了人权政策;六是表现出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六·四”风波,但是,冷战的结束及因此而造成的美国战略利益的转变,才是布什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因.     

应从世界全局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应从世界全局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赵鸿昌,姜桂石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各种论著颇丰,但是,各持己见,众说纷坛。其争论所在,是如何评价问题。因此,运用正确的观点、方法评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性年代,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怎样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形成。对华政策从战时向战后的转变,是由于美国的在华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战     

略论1948-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

1948-1950年中美关系处于模糊状态,美国对华政策也极其不稳定。由于国际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使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等待尘埃落定"的现实政策到采取一条孤立、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外交路线转变过程。     

论60年代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几个基本观念

研究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先考察决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即“观念”,学术界似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讨论。1961—1968年间,美国民主党政府形成了对中国的四个基本观念：确认中国的现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富有侵略性,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粮食紧缺,社会动荡;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当权派受到挑战,政局混乱。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表明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尝试新的对华政策出路。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期望中国的“混乱”局面能推翻现行“敌视”美国的领导层,催生新一代“务实派”领导。然而,整个60年代,一片骚乱过后,中国并没有出现美国想要的结局,最终美国排除了对中国改变政策的可能性。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再探讨

对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目前学术界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各有片面.本文首先界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美国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由此,分析论述学术界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尤其是主流观点的片面之处,指出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     

3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新论

我国史学界正在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须对这时期的美国外交有宏观的了解,而这正是我们过去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试图以美国外交为背景,对抗日战争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加以评述。     

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与项立岭同志商榷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力量一方。作为共同抗日的盟国,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关系曾获极大改善,罗斯福总统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即,美国政府逐步推行反共反中国人民革命的对华政策,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那么,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转折点在哪里?     

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

晚清以来,美国在东亚一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而日本自吞并朝鲜后,一直试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在华势力崛起,两国的战略必将发生冲突。在威尔逊的对华政策之下,美国在华外交官、传教士与报人参与到国际政治事务中。美国在华反日舆论的形成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过程可以从美国参战与对华宣传的启动、美国在华报人的反日情绪、日本的反美舆论及美国人的应对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该活动不但成为当时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场舆论战,就美国而言,使其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政府联系起来,促进了在华美国系报纸的迅速发展;就日本而言,促使其进行调整以往对华政策并注意到舆论等文化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     

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选择——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思考

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现实考虑,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既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表现出明显的现实利益因素。单从意识形态或现实利益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应该说它是美国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情况下,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艰难选择。     

艰难的起步:1938年美国对华政策透视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中立到援华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年半中,美国对中国有同情,也有冷漠;对日本有斗争,也有妥协,但其总的趋势是一步步朝着援华制日的方向发展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过程中,1938年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这一年中,美国对于日本的称霸野心、中国的战略地位及美国的远东战略的     

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了牛大勇同志的文章《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 (以下简称《美国对华政策》),我对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北伐前夕和整个北伐战争时期美国     

旅华美侨与2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20 年代的中国社会大变动冲击着在华美国人,1 万多名美侨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传教界、商界、新闻界是在华美侨中影响最大的群体。传教界中,多数传教士基于宗教牺牲心理对中国人民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持同情态度,其呼声影响着美国国会、国务院、新闻媒体及美国国内公众;新闻界在南京事件前也倾向于同情中国;而近利的商界却呼吁炮舰政策,在南京事件后同美国在华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发生冲突,震及美国国内新闻媒体。意见尖锐分歧的美侨不可能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美国政府则从更长远的角度制定对华政策,将武力护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尚有一定的灵活性,其对华政策是在选择敌视与非敌视之间徘徊,因而不属于遏制范畴。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并打败侵朝美军,导致美重新评估中苏关系性质及中国的实力,美开始视中国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手,选择了对华遏制政策。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约在1950年12月初至1951年1月中,主要通过这一时期美国要员的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政策决议等得到体现。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艾奇逊、杜勒斯与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起源

通常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策略思想的倡导者。因为这一缘故,杜勒斯在巾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另一个与美国对华政策关系也十分密切的国务卿——杜鲁门政府的第二任国务唧——艾奇逊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实际上,后一个国务卿,即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才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政策思想的真正倡导者。而杜勒斯,不但不是美国对新巾国“和平演变”政策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其人并不特别推崇对新巾国奉行“和平演变”政策,更未将其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本文拟比较分析新巾国成立头10年艾奇逊与仕勒斯两位美国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思想及其活动,以说明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