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道”目补考

西汉一代,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相当于内地县一级行政单位———道,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亦云:“凡县主蛮夷曰道。”根据《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后序,西汉末年“道三十二”,但同书在所述各郡之下,共记“道”仅三十:翟道(左冯翊)、夷道(南郡)、营道、冷道(零陵郡)、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广汉郡)、严道、湔氐道(蜀郡)、僰道(犍为郡),灵关道(越嶲郡),故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辩道(武都郡),狄道、氐道、予道、羌道(陇西郡)、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豲道(天水…     

唐代行州行县补考续论

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宋代播州杨氏军制考

蕃兵是北宋时期设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军队建置。宋代播州杨氏蕃兵的创建,与宋王朝对播州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政治治理有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王朝在四川成都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对四川地区实行茶叶专卖,又在川南地区的叙州(今宜宾)、泸州、南平军(今赶水)等地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对黔北和黔西、叙南、滇东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茶马贸易,黔北地区少数民族“乐墓圣化”,纷纷要求归附,宋王朝借势首先在黔北地区设置蕃兵。     

从昭觉县古墓葬、古遗址谈“卑水”

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率领大批人马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原来秦朝设置的邓都县（今西昌）设立了越郡。公元前111年在郡下设“卑水”等县。三国时,蜀汉建新三年（224年）诸葛亮南征攻越,曾在凉山州东部“军卑水”,目的是将高定元的部众引至卑水聚歼。《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去司治东二百里,元为北社县,属建昌路（唐中期在西昌设立建昌府）。明初因之,后改碧舍县”。卑水县、北社县、碧舍县皆语汉异译,同指一地方行政建制。那么古时候的卑水县究竟在何处？史学家们各持己见,大致有：雷波、宁南、会理…     

北魏后期的“道”考略

北魏后期,国家开始设置“道”。这种“道”,实际上是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规定的活动范围。因此,北魏后期“道”的设置是与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的任职联系在一起的。由这种设置特点所决定,“道”成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活动的特殊区域;“道”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其存续时间与大使、征讨都督与行台的任职相联系;“道”规定的区域范围是不明确的。至北魏末年,行台的设置开始具有地方官化的趋势,其明显表现是多以州刺史和都督诸州军事兼任。因而,与这些行台的任职相联系的“道”不仅设置的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行台区。这种不稳定的行台区,正是东魏、北齐稳定行台区产生的前提。     

明清井陉道的交通建设及其影响

交通建设是传统时期山区社会形塑的重要方式。井陉道作为“太行八陉”之一,明清时代交通地位不断提升,交通建设迅速发展：沿河谷分布的主干线路逐渐完善,形成了“五横十纵”的路网体系;沿驿道设置的交通机构不断健全,形成了有层级、分职能的组织体系;区域的交通秩序基本理顺,朝规范化发展。在自然与社会各要素的综合影响下,以陉道为空间载体的华北山区腹地型交通功能区也由此形成。     

清代新疆镇迪道再探

清代新疆镇迪道系由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改置而来,在同治以前的承平时期肩负着内地直省藩、臬两司之任,辖境内既有正式设立的府厅州县政区,也有分防佐贰杂职分担州县的部分职能。同期该道由陕甘总督“统辖”、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同时受伊犁将军“节制”。但总督对镇迪道的“统辖”很大程度属于“遥领”,将军对都统的“节制”也流于形式,从而使都统的“兼辖”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道员任兼藩臬,都统职权与直省督抚相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行省性质的特殊政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被其他面临相似情况的地区援例效仿,有一定借鉴意义。     

渤海忽汗州都督府朝贡唐王朝述论

唐代在东北边疆渤海政权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其以朝贡为纽带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隶属关系。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频繁朝贡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目的。其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与广西有关的几方唐宋官印

唐初将全国分为10道,广西属岭南道。咸通三年（862）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广西为岭南西道,下设桂管、容管、邕管经略使,史称“三管”,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广西政区疆域的轮廓。每管下辖若干州,各州又曾一度改用郡名。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各羁縻州又分辖若干县。宋朝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15路,元丰时（1078～1085）又析分为23路,广西地方称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之称由此始。     

明代广西驯象卫新论

中国很早就有驯象的传统.为满足朝仪需求,明代在广西设置驯象卫,对野象加以捕捉驯化.驯象卫自设立后,其驻地几经迁移,最后移至横州.随着明朝驯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愈演愈烈的广西少数民族起义,驯象卫的职能也从驯象为主转变为镇戍地方,这一过程与桂西南地区野象数量的减少和边疆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     

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方向正对,路径捷便。在特定的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既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大致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得到准确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交往的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空间位置居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的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地方,可以说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其交通史的作用,在后世依然长期发挥,因而形成有久远影响的历史记忆。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乌氏考

乌氏县作为今陇东地区最早设立的县之一,在河陇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考据与乌氏相关史料,对汉唐间乌氏县之沿革、迁置、地望等进行了仔细考证,认为乌氏县为秦县,其地望在汉唐间曾发生数度迁置,唐人已经在其地望问题上产生了误解。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中中心聚落地域结构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论述了关中地区县级以上中心聚落体系的形成与地域结构的演变过程。指出:关中地区中心聚落体系的真正形成是以秦推行郡县制为标志,到秦统一已基本形成完整的首位城市与县级聚落二级制体系。从东汉开始,关中中心聚落的等级结构则由二级逐渐变为三级制;中心聚落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由沿渭河两岸的密集型向政治色彩较浓的区域均衡化转变,唐以后则向以经济为主的工商城市体系转变。此外,作为首位城市的西安(长安)城,在城市地域结构上也有变化,最显著的是政权中心区与市场区的区位空间发生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变化。     

秦襄公东进关中线路考

秦襄公东进关中,在秦早期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但就其东拓之路线,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表明,秦襄公东进关中所走的路线是由甘肃张川县的秦邑,经秦家塬至陕西陇县汧邑的“秦汧道”。从秦邑到汧邑全程约113公里,其中甘肃境内约50公里,陕西境内约63公里,陇山山区约70余公里。     

清代道员职衔考述

道员,源自明代藩臬佐贰,各道设置之初,其独立性远不及后世,均各带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两司职衔守巡各地。入清后,仍沿其旧制,诸道职衔、品级各不相同。随着道制的完善,道员的地位、作用日趋固定,遂有乾隆十八年停直省守巡各道兼两司职衔之举,同时定其品秩为正四品。自此之后,道员不再是藩臬佐贰的统称,而成一独立职官名称。道员职衔经历了一个从各道坐定职衔,到以一定原则兼衔任缺,再到逐渐弱化兼衔意义,并最终去兼衔定品级的过程。     

南越王墓出土秦代“西共”银洗及相关问题

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后藏室中出土一件银洗,银洗口沿的正、背面刻有铭文,内有"西共"字样。作者认为,从其刻辞的内容和计量单位看,这件银洗当为秦器,是秦代沿用至西汉的器物,原本是西县共厨的器物,后来流散到各地。西县大约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的礼县、西和县一带。共厨是秦代的一种职官,负责皇帝郊祀时所用的厨具和食物等。     

汉画游戏研究

游戏是人们为满足生理、生活需要,寻求乐趣,培养社会生存能力而进行的玩耍活动.先秦时已经出现了许多很有特色的游戏活动.两汉时期,既继承了许多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游戏形式,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游戏形式,如斗鸡、六博、投壶、蹴鞠等,是中国游戏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代的游戏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