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黄埔军校的创建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学校,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期,该校曾荣获“国民革命中心”和“东方红军”的美称.邓演达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曾协助孙中山、廖仲恺创办黄埔军校,军校建成后先后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和教育长等职务.在军校中他以维护国共合作,发展国民革命的大局为重,始终站在革命一边,真诚地与共产党人团结合作,为黄埔军校的建设、革命骨干的培养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重大贡献

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建的黄埔军校,以其先进的思想、崭新的制度和人才辈出、战功显赫而闻名于世,当时就被赞誉为“革命势力的制造所”、“国民革命的中心”。在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大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叶剑英解开黄埔军校留下的“心结”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地处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的“陆军军官学校”（下简称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创办,为国共两党训练培育了大批军事人才。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四位,与黄埔军校有密切关系。而叶剑英则是最早到黄埔军校的,也是被称为“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在黄埔军校,叶剑英与不少共产党人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李济深先生与黄埔军校——写在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际

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重新阐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史称"黄埔军校")。李济深先生为军校筹备创立倾心倾力、慷慨相助。孙中山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第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     

铸造“铁军”灵魂的廖乾吾

在中共武汉党史上,有一个名字多次出现在建党初期的工运活动之中。这位武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了北伐“铁军”的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作词的“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国民革命歌》,在大革命时期唱红了大江南北。1931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其事迹鲜为人知。他就是——     

陈独秀对黄埔军校的影响

正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陈独秀不重视武装斗争,不懂得军事和建立武装的重要性,以为陈独秀与黄埔军校没有关联,因而鲜有人论及陈独秀与黄埔军校的关系。实际上,陈独秀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推动,以及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从宏观上促进了黄埔军校的     

“最大的共谍“郭汝瑰

郭汝瑰,黄埔军校毕业生,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后率部在四川起义,被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最大的共谍’郭汝瑰》一文,讲述了这位老将军忠贞无畏、追求进步的瑰丽人生。     

转折年代的苏北海堤工程——从“韩小堤”和“宋公堤”看历史转折的必然性

1939年苏北海啸后先后修筑的“韩小堤”和“宋公堤”．可以看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治理自然灾害方面的两个标本,通过两个海堤工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转折的必然走向——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     

兴衰荣辱“黄埔系”

黄埔军校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丰硕成果。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中国危亡,解决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提出创建革命军,这就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而当时在中国尚没有专门培养革命军政人才的学校,黄埔军校就是适应这种军事政治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并获得巨大成功。     

陈赓对林彪的三次“抗命”

1949年4月21日,因国民党拒绝在国共和平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长江千里防线,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拉开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国共两党两军最后决战的序幕。     

回忆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

1924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深得广大工农和革命人民的拥护,从而使我国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为了改变和提高革命军队的素质,同年5月在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训具     

陈赓对林彪的三次“抗命”

1949年4月21日,因国民党拒绝在国共和平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长江千里防线,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 拉开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国共两党两军最后决战的序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三大野战军过     

早期贵州籍黄埔学生考释

黄埔军校的诞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国共两党的历史进程和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校刚一创建,贵州就输送了一批高素质的学生.这批学生大多数在外求学,因中国共产党员的举荐,怀抱着信仰主义,改造社会与国家的理想而来.也有少数来自国民党一大代表和其他军事将领以及国民党员安健的介绍.自第一期学生之后,贵州又继续源源不断地为军校输送学生.在一到五期的黄埔毕业学生中,贵州籍的学生人数是163名.其中,第五期人数最多,这与安健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批早期的贵州籍学生在黄埔军校很快成长起来,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部分人还在战火中成长为国共方面的高级将领.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合作与分裂——1924~1927年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再分析

1923年4月,湘区中共帮助国民党在长沙建立两大分部(学界和工界),实现了湘区的国共合作,并在中共的“包办”下,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数量迅速得到了发展,遍及整个湘区;与此同时,湘区中共借国民党之躯壳,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国民党组织的数量与组织的凝聚力成反比例,缺乏向心力;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的向心力让国民党产生担扰,并于1927年5月最终走向武力分共。本文拟将引入成本-收益理论和“安全困境”概念,从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实态来解读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嬗变。     

“国共群英会”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为加强执行部的工作,派了大批重量级的共产党员参加进去,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协助和参加了多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