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尼边界谈判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中尼边界是继中缅边界后通过外交谈判正式划定、勘定的第二条明晰的陆地边界线。通过谈判,中尼边界正式划定、勘定,包括双方争议较大的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也以中方大体平分、边界线划在蜂顶的建议方案为基础达成基本共识。中尼边界谈判与中缅边界谈判的成功,为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外交谈判、互谅互让和友好协商,全面彻底地和平解决与陆地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成功范例。     

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

中缅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在历史上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占领缅甸的英国殖民者曾借机侵占中国领土并遗留三段未定边界。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亚非会议后即着手同缅甸商谈边界问题,并于1960年签订边界条约。中缅边境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于巩固新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详情请看《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一文。     

周恩来与中巴关系

正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建设任务艰巨,国际上面对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敌视。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睦邻外交在新中国的整个外交布局中就显得特别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主抓外交工作,并曾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达九年,为处理新中国和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

1950年6月8日中缅建交,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新领导人之间比较陌生以及华侨问题、中缅未定边界问题、缅甸北部"金三角"国民党军问题和冷战等。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缅关系迅速发展。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英全面建交谈判始末

正从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22年。两国谈判的重点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要求英国在联合国投票时赞成恢复中国代表权,不再与台湾当局有任何外交来往。9月,英国投了赞成票,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因为一些国家阻挠而未能实现。     

地理认知与边界划定:清末滇缅边界变迁研究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外交立足点的基本实践原则浅析

新中国外交始终立足于第三世界。本文剖析了新中国外交立足于第三世界的政策理论依据和外交实践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并认为新中国外交能够更好地立足于第三世界,新中国外交在第三世界也将更有作为。     

外交生涯第一课——章文晋为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做翻译

<正>章文晋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是外国同行眼中的一位“谈判老手”。在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同缅甸、印度、苏联等国的边界谈判,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全过程中的多次重大谈判。其中,他终生难忘的还是1946年为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谈判时做翻译工作。有机会目击两位国际政坛顶尖高手过招,这使初入外交门槛的章文晋获益终生。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往一直保持平静的边境地区也开始出现紧张局势。有鉴于此,中方主动提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却被苏方拒绝。一直到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后,苏方才接受中方建议,开始第一轮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也未能签订任何协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过,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所取得的经验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缅甸国家档案馆冷战时期中缅关系英文档案评介

<正>从一定意义上讲,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关系对双方而言至关重要: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一段时间内,中国曾将中缅关系作为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同样,北京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为中国解决与其他周边国家陆路边界问题确立了参照系;冷战年代绝大部分时候,缅甸对华总体态度友好,把中国当作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之一。近十余年,国外学术界对战后缅甸历史的相关讨论以通史类著作为主,     

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建国初期比较成功的一次外交实践,中苏结盟是新中国外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建国前夕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及其原因

新中国建立前夕,鉴于英美在华的利益侧重点、外交传统以及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历史关系存在不同,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分歧,最终在诸如是否撤出中国、是否对新中国实施贸易管制以及是否打破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等系列问题上立场迥异,争执激烈,并最终各行其是。根本而言,这是英美经通盘考虑后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政策抉择,同时也是两国不同的外交传统在对华政策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中国与巴基斯坦解决双边陆地边界问题外交谈判的历史考察

巴基斯坦出于改善周边外交环境的考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主动提出了中巴边界谈判的建议,中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接受了巴方提出的建议。中巴两国从1962年5月开始举行双边陆地边界谈判,1965年3月26日中巴边界议定书的签订标志着中巴边界谈判圆满结束。中巴边界谈判开始后,美国和印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图阻挠中巴边界谈判,但并没有对中巴边界谈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新中国废除尼泊尔在西藏地方特权问题初探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领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彻底废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及特权,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奠定基础。尼泊尔因1856年的《藏尼条约》及种种历史原因在中国西藏地方享有诸多特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1955年8月中尼建交后,两国于1956年就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最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问题,使中尼两国关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开始了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进程。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正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边界局势是与所有邻国都存在着不同种类和程度的争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边界问题的解决,首先处理的是中缅和中印两个边界问题。两者历史起源相同,都是英国殖民侵略的遗留问题;问题属性相似,都有涉及相当面积的三段边界领土争端;且缅甸和印度都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批正式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建交的国家,中、印、缅三国还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一直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发展合作为主题的南南外交。中国对非南南合作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中国以朋友的身份,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偿的双向平等援助。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外交为政治服务调整为外交为国     

1955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有限缓和

泰国在亚洲冷战形成的过程中选择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拒不承认新中国,中泰关系处于隔绝状态。中国一贯重视改善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在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积极为改善中泰关系而努力。1955年的亚非会议,不仅为中泰两国提供了直接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促使泰国转变对华态度,而且也给东南亚地区局势带来缓和。尽管这一时期的关系缓和是有限的、短暂的,但它是新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一次重要尝试。     

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面对中国的变革,瑞士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经过四次建交谈判,两国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瑞把各自驻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瑞士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综合考虑,对中国形势的客观评估以及中立外交的传统等,是瑞士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原因。中瑞建交,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拓宽了各自的外交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