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     

改造国民兵团

我从豫鄂边区挺进纵队第六团队被派往国民党汉｝;I县政府作统战工作,是1940年初。这时汉川县长是国民党辛亥元老向岩先生,他认定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上任伊始,就主动要求中共天汉地委派人充实他的县政府。经我区党委批准,地委安排一部分共产党员到汉）11县政府工作。我去之前已有童世光同志担任汉川县第一科科长,吴师筑担任汉川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团长是向岩兼任）。因吴师筑与向县长关系不睦,国共合作联合抗战局面难以形成。因此党组织调我接任吴师筑的工作。汉川沦陷后,汉川县政府退驻田二河这个地方靠近刁…     

革命家庭的难忘岁月

1924年5月,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和鸣是一位进步青年,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考取安徽大学一年后又转到国立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由中共枣阳地下党组织供其上学.抗战后大学毕业,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设计长江水利图.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父亲回到枣阳任政治科第三科科长.有父亲的身份作掩护,枣阳地下党组织经常在我家开会,讨论地下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学生.     

何功伟其人其事——写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

今年4月3日到5日,我访问了湖北赤壁。同行者中有一位原《方法》杂志编辑李可同志。当他了解到1937年11—12月我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委(不久就改称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委)委员时,告诉我与我同时担任农委委员的何功伟是他岳父何功凯的兄长。他还告诉我,何功伟和李锐是好朋友。何功伟在1941年英勇就义前,曾写给他的父亲两封遗书,李锐读后认为此信写得极好。不但内容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文字也很动人,十分出色,可以作为范文编进中国语文教科书。     

怀念我的老红军父亲

我的父亲宋云鹤出生在四川旺仓县山区的一个乡村。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父亲的许多长辈在苏维埃政府里工作和任职。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在十一二岁时就组织起一群孩子成立儿童团,并担任儿童团长。父亲于1933年正式参加了红军,那时他年仅12岁。我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红军,父亲说,当时有偶然和必然。     

亲历南京受降的前前后后

小引:朱光熹,现年87岁,湖北省仙桃市退休教师。抗战之始他投笔从戎。参加过滇缅战役,受到何应钦的提携,亲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受(日)降仪式,稍后又参与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直至向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从事教育工作到退休。朱先生以其十分清晰的头脑,惊人的记忆力,接受了我的采访。朱先生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极具史料价值。今年是抗日胜利60周年,现将记录稿整理并经朱先生过目同意发表。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吴焕先

大概是1969年夏天的一天上午,父亲程坦工作的单位介绍一名上访者到我家,要求父亲证明他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员的历史。来人50多岁,宽肩膀,鹰钩鼻,身高一米八以上,留着半尺多长的络腮胡子。他是甘肃省南部兴隆镇回民地区某基层单位的领导,“文革”中有人检举他是走资派、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问明情况后,我请他进院与父亲见面。他与父亲一见面,犹豫片刻,两人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好长时间没有分开。来人激动地说:30多年啦,今天总算又见到你了。1935年七八月间,在甘南回民地区,我父亲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并负责民运工作,发展了一…     

回忆王才书同志的几件事

王守录的回忆 解放前,我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房住,就借了人家两问房栖身;没地种,我父亲十几岁就开始给地主家当长工。家乡解放后,我家才分得了房和地。此后,我父亲先后在村里、区里、县里和安阳市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从小没上过学,参加工作后才识了几个字,所以文化水平很低。他所写的字,常常是缺胳膊少腿的,只有他自己能认识。     

忆我的父亲吕公威

岁月如流水,逝者如斯。转眼间,父亲吕公威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20个春秋,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他对我们的教诲也时常在我耳边响起。父亲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他常对我们说,不管多么平凡的工作,都要认真做好;无论贫与富,待人做事都要真诚守信。我受父亲影响最大,在精神上、心灵上也是受惠得益最多的。年轻时,我对这一点感觉并不强烈,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阅历的积淀,我的这种感受愈发分明、愈加深刻。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乔明甫叔叔二三事

像很多老革命家一样,我的父亲也有很多老战友、老同志,他们都令我敬重、爱戴。其中几位我更是像对父亲一样亲近,"老革命叔叔"乔明甫叔叔("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任轻工部副部长)就是其中一位,他虽然早已故去,但只要一想起他,我心中就充满了温暖。在战争年代,我的父亲很少顾及我的学习     

何功伟其人其事──写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前夕

（一）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４月３日到５日,我访问了湖北赤壁。同行者中有一位原《方法》杂志编辑李可同志。当他了解到１９３７年１１—１２月我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委（不久就改称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委）委员时,告诉我与我同时担任农委委员的何功伟是他岳父何功凯的兄长。他还告诉我,何功伟和李锐是好朋友。何功伟在１９４１年英勇就义前,曾写给他的父亲两封遗书,李锐读后认为此信写得极好。不但内容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文字也很动人,十分出色,可以作为范文编进中国语文教科书。 李可对我讲起何功伟,引起…     

彭总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

1947年春,我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调到彭德怀司令员身边做机要通信工作。过去,我不太了解彭总,只知道他是一位可敬又可畏的领导。所以,当组织把我调到野司担任三科科长时,开始我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在工作中出了纰漏挨     

《武汉俗语纵横谈》谈得好

20年前,我有幸认识了语言学家朱建颂先生。听朋友介绍,朱先生的强项是研究汉语方言,对武汉方言的研究更是戛戛独造,不作第二人想。因此,凡是遇到语言学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武汉方言的,我就向朱先生请教。他则是有问必答,使我受益甚多。     

亦师亦友朱维铮

去年底,去上海中山医院探望病中的朱维铮教授。尽管他依然谈兴颇浓,但面容憔悴,精神萎顿。与以往的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相比,己判若两人。临别时,朱先生挣扎着起床捧出一套由他策划和作序的《大师》系列录像,说是给我留作纪念。朱夫人送我到病房外,含泪告诉我：“朱先生的肺癌已经扩散”。     

张之江南京烧鸦片

张之江先生是我父亲郭长生(人称:“郭燕子”)的挚友。1928年张是中央国术馆的馆长。聘请我父亲到中央国术馆任教,后又被选派国民政府外交部兼任国术教官。 1947年秋,张之江担任天,津国立体专校长,通过我父亲介绍,我到国体上学,当时是五年制师范班(初中毕业考入),这时有机会经常到张校长那里     

一生廉洁传后人——回忆父亲刘飞

<正>父亲刘飞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吃尽了千辛万苦，参加革命后，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仍保持着工农的本色。“我是无产阶级”父亲出生贫苦，童年在饥寒交迫中熬过来。3岁丧父，8岁给地主放牛、打短工，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后来到武汉当茶役、码头工人。因此，他特别能吃苦耐劳。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我军多个高级领导职务，可劳动人民的本色从未改变。他从不讲究吃和穿，夏天最爱穿旧布条打的“草鞋”。     

我的京剧学艺生涯（三）

在李万春的班社锻炼了近两年后,通过对我的观察与了解,根据我的嗓音条件,父亲开始进一步实施对我的培养计划。他认为我应该先在武生艺术方面加强学习,决定为我聘请一位教武生的老师。在请谁担任我的老师这件事上,也让父亲煞费了苦心。当时最有声望的杨派武戏老师是丁永利,     

徐向前的“黄埔情结”

今年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这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由于父亲徐向前和母亲黄杰都是由入黄埔而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直到临终还担任黄埔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因而每当提及黄埔军校总能激起我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母亲念叨“黄埔军校”,可以说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深深的印记。1901年出生的父亲可谓生逢乱世,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中度过的。1924年1月,父亲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山西省五台县,冒着风雪严寒,到省会太原谋求职业。他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民不…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